民有所有、各有所业，那么乞丐自然会消失；而如果专门立法对付乞丐，则是本末倒置，根本无法解决。
单看这一点，再配上他们对宗教扩张是因为民生不好的判断，也足够刘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嘲讽但又不至于太僵了。
当然，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糟粕的东西肯定也有不少。但能想到这几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现实里，他们肯定是要自己的这一套想法，运用在他们的村社尝试中的。
宗教问题、异端问题、妓女问题，村社里当然不存在。
商人的资本营业所得税问题，他们也没机会实践。
但是，乡学体制，倒是可以实践。
而颜李学派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士”，也就是合格的预备役官僚的教育理念，和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想，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颜李学派这边的人，在村社里，都算是……技术“官僚”。
而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则从儒学平民化入手，控制了意识形态。
治理村社、教授农学、组织水利工程的那批人，是颜李学派的。
在乡间宣传、传授魔改的平民宗教神秘主义儒学、自下而上抓住了村社意识形态的，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
很多事，比如之前的大基建，运河修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说话，不怎么好使。
还是得靠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出面，把百姓组织起来。
颜李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学，就是在管事，要不就跟孟松麓似的，往来江南江北跑贷款，学实学。
泰州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间唱诗，就是在讲故事，于田埂乡间传授成圣之道，而且还是不识字的平民能听懂的那种。
颜李学派的人，在教育上，把精力花在了八岁以后入学的幼童身上，开蒙知识是学了，可回家之后和家里那群人接触的，又全是泰州学派的那些在颜李学派是异端的理论。
用程廷祚的话讲，等着这群孩子长大，你说他们到底是颜李学派的，还是泰州学派的？
八岁孩子，只能开蒙，不可能系统学习儒学；可等着十三岁进入“县学”正式学习儒学经典的时候，脑子早就被那些平民化改造后的心学想法润满了脑子。
若在别的朝代，亦或者别的时候，其实这点事也不算事。
他们学派本来就有一种意见，比如王源，就觉得，门户之争，其实可以这样：
“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但关键是不必程朱、不必陆王，甚至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吾等专注于经济文章即可。”
这意思也很简单。
虽然我们批判程朱，也批判陆王，但根本是希望天下不要“必程朱、必陆王”。
只要能够领会儒的真谛，做一个君子，做一个道德高尚、言行无亏的人，那么这个人就算是真儒。
现在天下的问题这么多，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实学上，放在那些最实际、最基本、对天下有用的学问上就行了。
这虽然不是学派的主流思想，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毕竟颜李学派的特长，还真就不是上层建筑的构建，比如气、无极、道这些东西。
这和钱大昕评价戴震差不多：你的特长根本不是整这些东西，你非要整，批驳你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是此时，不是正常时候。
一来，专注于经济学问，学术、实学这些东西，大顺这边已经有人扛起大旗了，他们学派现在真还就扛不动这个大旗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学派肯定是抗实学大旗的那个，但现在不正常。
二来，还是大顺的“盛世”危机。
颜李学派觉得，自己还是要完成上层构建，尽可能解决这个盛世危机，让儒学可以指导现实、并且在天下通用。
既然有别人扛起了实学大旗，那么自己学派还是要多搞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得能够与他们设想的改革，相配套，从而名正言顺。
真要是水平不够，也就罢了，可能全都转投新学实学了。
可偏偏，他们的儒学理论虽然比不上那些入儒庙陪祀的，但也真不低，也是一时人杰。
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现在不需要有，那就把这种使命感，投射到了盛世下儒学的意识形态危机上。
既要琢磨出一种制度，包括官制、教育、学校、议政、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政治构建。
还必须要借着追述先圣、质疑宋儒、考据经书的机会，把新的、能够指导现实、能够自洽他们改革构想、能够解决天下文化圈范围内的上层理论。
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和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关系就颇为微妙了。
这种微妙，似乎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士阶层，学习专业的、正统的、体系化的儒学；百姓，搞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化的平民儒学，弄成类似于魔改后的本土佛教观音之类的玩意儿。
但实际上，却又不行，因为颜李学派的构想，是通过全面的从八岁乡学到最终成均馆的全套学校教育，由官方指定正统学问，这才是真正可以维系天下的方式。
可现实又是他们的全面学校教育、维系大一统和统一的国族天下意识的设想，又做不到，因为没钱。
当然大顺朝廷对于他们学派的教育理念，还是认可的。
因为大顺基本盘的良家子体系，就是这一套学校制度的变种。虽然名义上叫三舍法，实际上倒和他们学派的这一套东西更像。都是自小学习，选拔进学。
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大顺朝廷也很清楚，这一套东西全面铺开，得花多少钱。
而且朝廷树立的官方学问，始终缺点东西，融不成完整体系。
所以这又退回到了第一步，他们觉得还是要先把体系构建起来，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