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顺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分工，江苏改革，对外贸易，西方冲击，儒学理论无法指导此时现实等等一系列问题。
以及刘钰是在泰州学派的大本营淮南搞的盐改这个特殊情况。
使得这两个学派的继承者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进行了一次尝试。
这种尝试，两个学派的化学反应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且有趣的状态。
在教育、儒学正统、政务和意识形态上的小社会尝试上的一点“小”分歧。
颜李学派是反对科举的。
认为科举制度是无法选拔出人才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学派的制度构想，总结为两句话。
学校教育。
官吏一体。
乡人之子，若到八岁，则选拔进入乡学。如果聪明的，可以五岁入学；如果有病，可以推迟，但最晚不能超过十岁。
乡学进行启蒙教育，学会礼仪、认字、算数等基础知识。
乡学是走读制，住在家里。
五年后，也就是十三岁，选拔乡学中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县学。
在县学，再学五年。
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当然，伴随时代发展，天文、地理、水利、物理、农学，这些东西，都是主张学的。
经书，总共分为八门，经书任选一科学。
县学必须是寄宿制，哪怕就住在学校旁边，也必须住校。
在县学，学到十八。在进行一次考试和选拔。
选拔其中的优秀者，进入郡学。允许县学生复读，但只允许复读一年，一年之内还没考上，就算没戏了。
县学进入郡学后，郡学算是省学的预科，只学三个月。
主要是考察之前是否作弊、各项是否合格、道德是否达标。
郡学入省学，考核之后，选拔送入中央的太学，他们学派起的名是成均馆。
成均者，取《周礼》之【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也。
总共分十二个专业，或者叫十二科。
成均馆学成之后，分配到各个县。
在各个县的县衙，实习三年。根据各自的专业，担任县衙的“吏”。
三年实习期满，根据实习期的表现，选拔成为正式的官员。
不经过三年基层实习的，是不能做官的。
而那些乡学、县学，复读期过了仍旧不能进学的，则可以学习一些别的专业技能，学医、学制造、学技艺、学制器等等。
应该说，想法是不错的。
这也是当初大顺科举改革出了问题之后，颜李学派建议全面复学校教育而取消科举的建议不被朝廷认可的原因。
想法是好的。
但是，朝廷没钱。
这么搞，这得多少钱？
在全国铺开乡学八岁入学制、十三岁县学选拔制、十二科分专业制，当朝廷手里有金山吗？
财政税收制度在这摆着，基层控制力就这么个现实，土地掌握在乡绅手里，税收压根收不上来多少钱，打几仗、治治水、赈赈灾，国库就见底了，哪有钱搞这样的学校教育？
颜李学派倒不是空想，当初大顺科举改革的时候，他们就说过。没钱，土改啊。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这也是他们学派和刘钰不对付，两边互相嘲讽，但却又关系尚可有时候又互相称赞的原因。
因为刘钰搞得那一套新学，基本就是这么个类似的体制。
只不过，专业和他们的十二科专业不一样。
但是，八岁入学，小学选拔进初中、初中选拔进专业学校或者科学院的整体思路，倒是基本一致的。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刘钰搞得新学体系，也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他们学派是反对那种“静坐参悟”式的儒生的，学派的精髓就是“动”。
颜元举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说好比一种菜，你看书描述它什么味儿，不如亲口尝尝；好比学音乐，你天天捧着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也是类似的态度愿尊国法、奉圣教、移其俗者，授予民籍。不愿者，驱逐出境。既不离吾土，又不尊吾法者，杀。
娼，妓女等，立刻取缔，让他们学习女红，自食其力，务必让他们痛改前非。
这属于正常的激进，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派原本对于另外几种人的态度。
一种是西洋传教士，认为能够教授历法、算术、制造天文仪器的，可以留下。传教者，杀。
这是比较实用的想法。可见其学派激进之外，倒也没有那么无脑。
而这个问题，也伴随着刘钰的出现，西学、实学分野被解决了，是以他们对刘钰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
另一种嘛……就体现了一种很进步的想法。
比如乞丐。
颜李学派很进步的认为，对于乞丐，无需专门立法。而是只要国家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