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终于，可以坐下来拨弄文字了。
这一阵子很忙，闲下来时，也只是想着好好休息。平日间那些个所谓的愁呀、恨呀，情呀、怨呀……的“劳什子”，也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看来，那些个闲愁都是没事人才会有的；看来，那些个幽恨皆是无聊者才会生的。
改不了习气，虽然没有捉笔，心里多少总是牵念着的。
思绪很乱，没有新的涌动，也就只能整理曾经废弃的残障断句了。
打开电脑，听了一段秦腔，就想着写写秦腔吧。
在镇江时没有写完的王宝钏还在那里“横陈”着，补了这一篇再说。
《王宝钏》这出戏，是秦腔中的一大名剧。在我，对秦腔还是一片懵懂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王宝钏”这个名字。
儿时的歌谣有云：
王宝钏，实可怜，提个笼笼把菜剜……（注：笼笼就是篮子的故乡方言版。）
在乡人的心目中，“王宝钏”是可怜与贫穷的代名词。对于世事，那时我还不明了，就只知道王宝钏是贫穷的、是靠挖野菜充饥、度日的。其他关于她的一切，甚是模糊。
后来秦腔折子戏《五典坡》（也有称《五家坡》的，京戏就是如此）看得多了，才对王宝钏有了一点最初的印象。
《三击掌》、《探窑》、《别窑》等，都是关于王宝钏的名折。秦人喜好秦腔者，大概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渐渐地，戏看得多了，王宝钏的仪态也就逐渐完整了。曾经，在我的头脑中，她的形象如此：
那是一个不会嫌贫爱富的女子——愿意与乞讨者成婚；
那是一个一诺千金的女子——彩球既中，便誓死不改；
那是一个叛逆的女子——为夫君而不惜与父亲决裂，愤而击掌为誓，恩断义绝，搬出相府；
那是一个钟情的女子——不慕蓉华、不嫌贫贱而甘愿与心上人蜗居寒窑；
那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女子——十八年苦等丈夫，坚定不移；
那是一个耐得清苦的女子——十八年，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清贫中，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那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子——姐丈魏虎几番苦苦相逼，她不为势屈，不为财迷；
……
就是这样的女子成就了一段佳话。至今，仍让许多人在细细品味戏曲的同时，欣赏着她的传奇人生、感叹着她的情深意重。
我是以男性的身份写这段文字的，对于那些有“女权癖”的人士而言。我上面关于王宝钏的文字，大约会引来一些无谓的板砖和唾沫。笑骂由人，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各位看官，您且弄明白了，上面的“王宝钏形象”只是我曾经的印象，后来的改观与发展且听我徐徐道来，您先别急着下结论！
（二）
关于王氏宝钏的故事，曾经，听到过批判的声音，说是男尊女卑制度的遗毒，说是套给妇女的枷锁，说是要求妇人从一而终的糟粕。
这些，有点“某类阶级评论家”的味道，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姑且由他吧。
先看看女性作家张爱玲的评论吧，她是从妇女的角度看这出戏的。张氏本身作为女性，她的见解或许更精到。张爱玲有一篇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张爱玲作为女性，出发点自然而然地顺应了自己的性别。她首先对男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除了以点带面地指责了“男性的自私”，她更是声色俱厉地称呼薛平贵为“社会叛徒”。从女性的视觉和思维看，男人守在身边是窝囊废、是没出息；男人不在身边、顾事业，又会说“陪伴是最长情的表白”。反正，男人怎么做都是不对。
张爱玲对王宝钏的态度，一是同情王氏的被搁置与被冷落，一是可惜王氏失掉的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是可怜王氏在寒窑中经受的贫苦，一是感触王氏十八年间形单影只的寂寞，最后，张爱玲特别犀利地指出，王宝钏必须“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
张爱玲自有她的道理！仅从作为女性维护女性、理解女性这一点来说，张氏无疑是很有说服力、非常有力量的。
至于薛平贵是不是好人，是不是被写成好人，似乎，不那么确定。至少，在我，是不确定的。
关于张爱玲的评说，先画一个句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腔也有称《王宝钏》为《红鬃烈马》的。红鬃烈马就是曲江池里的妖马，被薛平贵降服。这事成了他去征战西凉国的起因，红鬃烈马也成了他坐骑。
关于《王宝钏》的评论，老生常谈，又不得不提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中评论《红楼梦》时说的话：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关于王宝钏的各种评论，见仁见智，各存其说。
说到这出戏中有所谓的“封建思想”，完全可以。但就我看来，说这出戏是反封建、反传统的，似乎也未尝不可。
不刻意嫌贫爱富、不讲究门当户对……不正是王宝钏所对抗的么？不正是王宝钏对以往所谓的“封建”、对千年以后的而今流俗依然的“非封建”的最有力的反叛么？
谁又敢说不是这样？
（三）
这么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王宝钏》喜爱有加？我看，这里面未必没有作剧者与解剧者道学意淫的功劳。
千百年来，高门秀户里的千金，乡野村夫谁个能得见其玉颜娇色？不要说箪壶卖浆、贩夫走卒见不着，按照后来所谓“封建礼仪”的传说，大概连他们亲朋中的兄弟行也难见得其真姿天香。
也不知道，王宝钏的那个时代是否也是这样？
今儿个，当朝一品大员王丞相的女儿，忽然间聚众招亲，在众多的老男、少男，穷男、富男，美男、丑男，高男、矮男……面前，抛撒绣球。丞相的女儿不按才子佳人的套路出牌。她没有打中权势之家的浪荡公子，没有打中商贾之家的高富帅，她偏偏就打中了沿街讨饭、被一般人目为不入流的乞丐。最最要命的是，这金枝玉叶的娇娇女，不但不嫌弃这乞丐，还非要嫁他不可，甚至不惜与父亲反目，断绝父女之情，愤而离家出走。
这一切，无疑给喜欢做白日梦的人、给生命无望的人、给前途无光的人许多惊喜。当然，这也在精神上给了那些个梦想天开的人以无限的慰藉。
这是道学先生一以贯之的对流俗的迎合。
想一想，这相府中的千金，原本是在钟鸣鼎食中度日的。而今，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寒窑中、在贫穷与艰难中煎熬的妇人。她的生活，与常人无异，甚而不及周边的民众。栖居寒窑，便是委身于社会的最底层。相府的小姐，从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神秘莫测、难睹真容……到跌落民间、柴米难支、抛头露面、亲力劳作……这一切，对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一直贫苦的普罗大众来说，是不是一种心理补偿呢？
猜想，大众或许由此看到了希望看到的，大众甚至由此看到了曾经不可能看到的。
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
所谓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自谓的聪明与高雅来下观常人，以此来自抬身价，以此来张扬自己的与众不同。其实，这是无知与可笑的。
因为，民众对王宝钏的品评，并未停留于浅显的表面，并未止步于道学意淫的满足。
民众自有他的智慧。它们或许没有品风赏月的所谓雅趣，他们或许没有所谓的框架理论、结构逻辑之类的大帽子。但是，民众自有他们判断是非的逻辑和标准——这“逻辑”和“标准”是隐于生命底层的，无须显摆，一举手、一投足间自然运用。
相府千金为什么会下嫁乞儿？
道学家有一说，民众又自有一说。
（四）
除了上面的，道学家还会怎么说呢？
彩球既中，须定终身。打中了，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不论是风度翩翩的少年，还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不论是身体健全的，还是肢体残缺的；不论是耳聪目明的，还是盲瞽不全的……你都得嫁！
这是什么？是命。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叫有义有信。
抛绣球，在我辈的眼中，这是兴高采烈的事，当婚当嫁，更是国人头等的大事。但我常常为之叫屈，为什么呢？
只恨无缘生在那个抛绣球的时代，设使有幸躬逢席棚飘彩，那么，想一想，在彼时彼地，即便我是一个地痞无赖，我也有成为豪门乘龙快婿的可能。这无本的生意，只赚不赔的买卖，比今世今时的买彩票还要划算。
我又常常为之庆幸：一是身为男儿，可不做女子之想；二是没有长在那样时代。
如若我是那个时代深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