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还在积极追赶西方科技水平，西方人对待明朝也有着足敬的尊敬；
徐光启是关注民生的，他听福建沿海出现了一种叫做番薯的新型农作物，那里的农民们通过种植番薯，摆脱了饥饿；徐光启如获至宝地将番薯带回了上海推广，可是种植番薯的农民们告诉他，番薯种子不是烂在地里就是被冻坏了，他亲自下地做试验，将抢在清明前播下种子，在霜降前收获，如何将种子过冬一系列方法传授给农民们，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做番薯这种新型农作物，徐光启专门编写了《番薯疏》，如同他提出的数学概念，他的《番薯疏》直到今仍然在广泛使用；
徐光启--这个大明朝的袁隆平，还在北方推广了水稻种植技术，此外他编写的《农科全书》还收集了棉花、竹子等农作物的种植方法；
徐光启沉思片刻后，又向胡子睿提出一个他筹谋已久的举措：“中国自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在北方建立国都，因此北方向来为政冶中心，然而从晋朝‘永嘉之乱’后（此处指的是永嘉五年，公元三百一十一年，原来是匈奴贵族的刘聪攻入西晋首都洛阳，俘虏晋怀帝，这也标志着西晋从此灭亡），晋室东渡到了南京，大量汉人也随之迁移到了南方，南方得到了飞速发展，逐渐有超过北方的势头；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在杭州建都，更加催加了南方的发展，自当今之世，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粮食供应中心和经济发展中心。”
胡子睿知道徐光启这番话，套用后世的话来，就是大历史观，他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徐光启理了理思路，继续“侃侃而谈”道：“我大明王朝建都北京，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京城人口日益增多，然而北方之田地由于过度开发，田力日益衰竭，所产之粮食不能供应京城所需，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投入巨资进行南粮北调的漕运。”
漕运是指利用水道（包括江河湖海）来运输粮食，胡子睿知道漕运的历史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史，漕运最早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当年秦始皇北征匈奴，南讨百越之时，都曾经动用过漕运；汉朝建立后，长安人口急剧增加，粮食本来就不够，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连年对匈奴用兵，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不惜动用漕卒六万余人，从关东沿途运输数百万粮食到长安，浩大的槽运工程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汉宣帝刘病已执政时期，他针对漕运工程负担过重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当时任大司农中丞的耿寿昌，提出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就近调集粮食供给京师，后来又提出在大汉王朝的边关州郡建立粮仓以供调节粮价，节约运输成本。汉宣帝刘病已“从善如流”采纳了这些建议，漕运的规模减轻了将近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