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权术。其核心就是通过建立严格的尊卑等级，让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不可逾越，进一步又通过法律、礼仪、音乐种种形式，让被皇帝统冶下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等级制度，从而达到巩固皇家政权的目的。
然而，胡子睿更知道儒家的学识也是有局限性的，中国社会从来不可能真正属于某一家一姓，因此，在封建王朝统冶初期，因为整个社会刚刚经历过惨痛的战争，还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那种简单、封闭的农业社会时期，儒学学会收到相当好的效果；然而，明朝末年，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复杂多变的阶段，整个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工商业化，传统的儒家学就无法适应了。
墨子曾经批评过儒家学虚伪，不像墨家那样身体力行，甘于奉献；自清朝末年，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墨家学的价值，相比于儒家的保守、传统、缺乏创新的动力，墨家的执着、严谨、理性、务实等等精神，更加具备现代性、国际性；中国人如果多研究墨家学，并经以实践，就不会在遭遇现代西方冲击--这一千年之变时，显得那么死板、固执、迟钝。
胡子睿知道面对明朝末年的激烈社会动荡、国破家亡的激烈变局，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意识到封建制度需要改革，明末曾经涌现出三大进步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著《明夷仿谈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总结出“下为公”的理念，要重新设立丞相，来加强对执政者的监督；顾炎武则力主加强对科举制度的考核，不能只用四书五经来做为考试的范围；王夫之则主张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认为发展工商业有助于吸纳因为土地兼并而造成的流民。
三大进步思想家对于封建制度的反思和总结，不乏“真知卓见”，然而这些主张，建酋是不会采纳，
建酋冶理中原，有如一个大家族中的私生子，通过使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段，而掌握了家族中最高的权利。在掌权之后，他为了掩盖自己不光彩的过往，特别注重禁锢思想，堵塞言论。
对于在野的文人，他们忙着大兴文字狱，扼杀一切对满清不利的苗头，使得满酋统冶下，在明朝时本来很活跃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范围荡然无存。
明清鼎革，对于明朝文人来是亡下的惨祸，从崇祯十七年开始的反清斗争中，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才渐渐平息下来。然而，文人们通过文字来抒发怀念明朝，对满清统冶反感的情绪。
满酋在执政期间也察觉到了来自民间的这股“反清复明”的思潮，于是在满酋顺冶、康熙、雍正、乾隆等人执政期间捕风捉影地揪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满清文字狱株连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祸之惨烈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