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一题是普通题，那么第二题就是拉分题了。陈惇敢保证，第二题会拉下去一大批人，如果自己不留心的话，也会加入到这个行列里去。
曹正出的是一道截搭题，而且不是简单的截搭，“大学之道，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这四句话，是四书每一书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取自《大学》，“命之谓性”取自《中庸》，“学而时习之”取自《论语》，“孟子见梁惠王”取自《孟子》。
这种混搭无怪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但也有例外的，比如陈惇看到一个考子甚至没有做第一题，而是微笑着开始做第二题，显然已经成功破题。但更多的人是苦思冥想，汗流浃背，甚至面露痛苦，茫然不已。
这种截搭题虽困难，但是的确是很有奥义，它要求考生要熟知经义，知道搭在一起的一句或者几句话分别出自哪里，同时还要找出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句话之间的逻辑，提取中心思想然后自圆其。
所以世人，大题不如题难，题都是截搭题，考察考生不受束缚的思维能力，这在陈惇眼里，不是难事；在徐渭的眼里，更是轻而易举。但是在当今绝大多数读书人那里，他们思维僵化，根本不懂得随机应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不仅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同样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整日里诵高头讲章、背程文窗稿，早已经成了古板迂腐，百无一用的泥人。
陈惇还没有收到这样的荼毒，他思维灵活，既有联想力，又有灵敏的逻辑思维，这在曹正考验他的时候，显得很突出。所以曹正才了几次，一定保举为案首的话——当年曹正也是卡在题上，痛苦了十几年才一举高中，本以为这家伙对截搭题是深恶痛绝，没想到当了主考官之后，却偏爱这种题型。
这也是陈惇敢尝试县试的原因。
他把这一次考试，称之为“尝试”，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水平还有所欠缺，虽然他发现了自己过目不忘的神奇技能，也利用这个技能迅速背熟了许多程文讲章，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达到其他考生应有的水准——但是当他知道了截搭题的存在，他就又觉得自己理应试一试了。若是死板的八股文，他还做得不好；但是这种马行空的截搭题，却可以给他发挥的空间。
制艺即八股文也，八股文要求用对偶句行文，每篇经义文章，都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部分组成。在国朝初年的时候，内容有严格的限制，作文只能引用《四书五经》的语句，不许任意发挥自己的见解，须使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即按程、朱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演绎成文。
但是后来风气开放，考生可以使用譬如《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语言，引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语句，甚至引用诸子百家的语言。
陈惇深吸了一口气，搓了搓手。他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冻红了，有些考生已经被冻得不由自主地跺地了。
八股文，破题最重要，你怎么破，就得怎么写，可是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惇不由自主开始默念之后的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开宗明义便是这修身齐家的话，从“格物致知”开始，达到最后的“治国平下”，是一步步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第二句，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是在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修道的方法就是“教化”。这句话是在明人人都有的本性和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便是圣人了。
第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乎？意思是学过的内容要实践它。并不是学过的东西，要时常温习！虽然朱熹在注释中提到“习”字含有的“反复不断”的含义，但习字并不是“重复学”的意思，要大家学习了之后再学习？而且是反复温习同一种东西？不，“学”是“学”，“习”是“习”，从“学”到“习”的过程，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第四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老头啊，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大王！何必利呢？只要仁义就行了。”这句话的核心就是儒家的核心，仁义。
所以这四句话，怎么才能贯通，且提炼出一条完整的逻辑呢？
陈惇思考起来，他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是什么？
毫无疑问，治国平下！这是第一句引发出来的话。
第二个问题，陈惇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