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暴君。沿着社会学叙述路线，丹妮如何转变为一名残忍的大屠杀凶手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在两位不懂如何推进叙事的制片人手中，它变得荒谬可笑，丹妮带着龙攻击君临，并且已经听到了城中投降的钟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变得暴跳如雷，她的暴虐基因突然就开启了。在剧集中，benioff和weiss将这一转变归结于坦格利安家族遗传的暴虐基因，在剧外，benioff和weiss表示那是一个无意识的时刻，丹妮没有提前决定要做什么，就在看到红堡，这个她的家人300年前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时建造的房子时，她决定开启这场屠杀。benioff和weiss肯定这就是马丁为丹妮设定的“疯狂女王”结局，不过他们虽然知道结局，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讲故事，于是只能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瞬间的转变，一部分来自于无意识，一部分来自于遗传学。
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学叙事？社会学叙事的特点是使观众能够把自己置于任何角色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主角，这种设置下，观众能够理解所有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主角或者那些好的角色。比如近期大火的豆瓣评分95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社会学叙事”的典型。它聚焦的并不是变态杀人魔的过往经历，而是杀人凶手的家属、受害者家属的生活，并希望借此引发观众对“我们声讨的是恶，还是恶人”的思考。观众能够把自己置于所有角色的位置，从而对“社会”而非“个人”进行深入思考。但确实主流剧集对心理学叙事的偏是可以理解的：当观众倾向于认同英雄或者憎恨反英雄时，故事讲起来更容易。但是过于个人化和心理学的叙事路线无法使我们对事件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比如仅仅了解希特勒这个饶个和心理并不能告诉我们主义为何崛起，这并不是希特勒个人无关紧要或无可厚非，而是在那一社会环境下，即使没有希特勒也有可能有另一位煽动家在德国取代他的位置。就像那个经典的关于时间旅行的道德挑战：你会杀死婴儿时期的希特勒吗？答案或许是不，因为他可能其实没那么重要。通过社会学叙事，把人物放在制度和社会的背景下，权游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生动的角色，同时也为这些角色创造了某种既不完全神圣也不完全邪恶的行为。观众能够理解：那些做了邪恶行为的角色也只是在做他们自己的事、角色的善意是如何被颠覆的，以及不同人物的动机是如何构建行为的。权游故事的复杂使得它比单纯的善与恶斗争的道德故事要丰富得多。作为剧迷的一员，很遗憾权游无法以最初的方式来完成最终季，不过我们依然很高兴曾经有这样一部剧的出现，带着人们经历了一场社会学叙事。脱离剧集之外，在当前这样一个历史的时代，希望我们依然能够调动自己所有的社会学叙事想象力，来面对当前社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