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还是不幸运，在‘自由’、‘平等’观念盛行的今天，女性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要求摘掉身上的标签，通过拒绝婚姻、拒绝成为母亲的方式。因此，她们要的远比一个孕育箱更多，因为她们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肉体上的疼痛。”
“社会认可了这一点。”我也认可，“所以才会有雌性的出现，不是吗？”
“或许大多数人都是像你这么认为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决定研发雌性之前，这个提议是被我们当成笑话提及的。”
他略微抬了头，像是沉入了什么久远的回忆：“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同事，我们像现在的你一样野心勃勃，围坐在一起讨论着社会的发展前景，可能你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一切的发展趋势已然暴露出隐隐的弊病，具体体现在十六到二十岁的青少年，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少年，自杀率大幅爬升，是的，这些都是秘而不发的数据，但确实夸张到可以用爬升来形容。”
“这是为什么？”
“研究数据告诉我们，是母亲的缺位。”他耸了耸肩，“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少年大多出自经济条件上佳的家庭，也往往拥有自我意识强烈的母亲。不难想象，一个工作稳定的白领女性很难真正意义上地理解和满足儿童的需求，她们会给孩子不亚于任何人的爱和温暖，但她们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能让她们的孩子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她们不了解认知发展理论，不了解人格发展阶段，不了解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她们不知道，照顾者无意识的缺位会给社会的下一代带来多大的伤害。久而久之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上课不再举手发言了，变得不会也不愿和陌生人交流了，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无法提起兴趣，考上了优异的大学却找不到向往的目标，甚至选择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这个时候，缺位的照顾者才跑出来质疑‘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妈妈已经给你创造了所有的条件’；略微理性一点的则跳出来指责教育的体制，却不会想到自己除了自以为是的温暖，究竟还付出了些什么。
“家庭不能没有照顾者，我甚至认为每一位照顾者都应该经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学习，可是我们又不能把这项工作全权依托给保姆或者专职人员，因为交易对象不能完全成为家庭系统的一份子，中间总有不令人放心的阴私与隔阂。”
“然后你们提到了雌性？”我接着他的话问道。
“我们想到了雌性的雏形。”他笑道，“是一个叫简尼的年轻人，他开玩笑一般说，不如弄一个高智慧的机器人，裹上海绵垫子，设定个照顾程序派送到每个家里去就成了。”
“这显然行不通。”
“当然，于是我们也跟他开玩笑，这个机器人不仅身体要软，专业技能要精通，还得具有极高的灵敏度，能感知到孩童的任何一丁点情绪变化并对其做出正确的反应。它必须掌握所有的人类语言与对话模式，拥有与超乎寻常人的同理和共情能力，最好还有知觉，这样才能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会出格。说到这一步，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我开玩笑说：‘你们说，我们要是真的做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几百年后会不会有人跑出来和外面那群女的一样，要求获得机器人权，自由选择是否承担照顾者的角色？’”
这句话让我脊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