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头对身后的人说：“精神波动值超过潜在犯罪点了，直接送去野蔷薇吧。”
我被扭送进野蔷薇的时候，觉得有些好笑。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正站在这片海滩上，听着涛声与轰鸣的婚礼进行曲，牵着我万众瞩目的爱人，商讨着如何混入一旁的教堂，今天我就回到了这里，以一个久住居民的身份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野蔷薇疗养院。
我依旧可以听到海声、钟鸣和游人的嬉闹，海薇码头别无变化，只是我从一个自在的旅客变成了一条困在笼中的鬃狗。
我躺在狭窄的床位上，目光涣散地看着天花板，对临床的哭与笑听而不闻。
病房是灰色的，与安琪收容所同样的高度机械化，一个房间十二个病人，没有窗，只有一个排气口远远的悬在三米高的天花板上，尽管数据显示空气质量符合需求指标，可这样的设施却总让人感到呼吸困难，每一丝进入鼻腔的气息都像是贪来的一口美酒，让人窒息成瘾。
这个时代不兴一对一的心理治疗，至少野蔷薇不兴这一套，人们很忙碌，时间很有限，如果有别的办法，没有人愿意花冗长的时间对一个陌生人倾吐心音，也没有工作者有耐心与一群无法交流的疯子建立关系。药物使用已经足够成熟，基因矫正也有了充足的临床经验，对于我这样受了刺绪。
科技发达总能带来这样的好处，无论多么复杂多元的东西，换算成0与1后，没有什么是一串代码解决不了的；时代发展亦是如此，厚重的金银变成纸张再变成无形的字符，生命与尊严的交易也逐渐能打上人权的宣言。
我绝不会任其摆布。
在我了解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治疗过程后，我就决定了——宁可死在这张床上，用床垫里抠出的铁丝绞断自己的喉咙，我也不会让那些冰冷的管道插进我的头颅，让泛着毒汁的触手窥探我那些不足一提却弥足珍贵的记忆。
他们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还妄想把眼睛埋入我的内心深处，接二连三的认知让我的神经随时随地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半只脚已经迈过了爆发的边缘，我强烈地渴望某种改变，甚至是某种能扭转一切的毁灭。
我什么也守不住，至少得守住自己的大脑。
不知过了多久，脑袋顶上的广播响了，护工进门，推搡着我们下床，把我们赶进集体浴室，并准备了灰白条纹的病号服，这熟练到刻板的流程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监狱，精神病院自古以来都是可以和监狱画上约等号的。
野蔷薇的浴室很干净，干净得有些不近人情，连金属喷头都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好闻，但至少好过那种被几百上千人触碰过的粘腻感。我打开花洒，温热的水流舒缓地流泻而出，水温与强度的设定完美地符合人的生理需求，水声响起的那一刻，悠扬的奏鸣曲在狭窄的隔间内响了起来。
我心一怔，我听过这个曲子，说它是我最喜欢的曲子也不为过。
本就绷紧的神经又一刻被拉扯到断裂的边缘——野蔷薇对我的窥探，已经无声无息地开始了。
“《被枯萎的野玫瑰》。”一个突兀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朦胧的水雾间，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猛地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做出防备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