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和磨擦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没有公开地互相批评。
但是，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三和”路线开始。中苏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开始受到冲击。中苏两党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除了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以外，对“和平过渡”也有不同看法。毛伟人在1956年就曾谈到，苏共二十大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之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并且在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争论还很激烈。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论战，只限于在内部交换意见。其中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间中苏仍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仅限于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问题，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
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面对意识
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并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陷入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两党都把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高度。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时，双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
这样一来，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苏联提出国际运动总路线之后，特别是在公开信中系统地阐述了苏共的理论观点之后，毛伟人决心同苏共中央展开公开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毛伟人已经认定，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批倒、批臭，从而把大论战推向了。在论战的期，双方基本上都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为核心，使论战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