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者”。是希望石勒不要再给匈奴皇帝刘聪卖命，可是石勒却想着自己坐江山。心中自然嘲讽刘琨。
石勒叫张宾写下一行字，交与来使，并送鞍马，珍宝，也算报恩。
张宾写下：你做你的忠臣，我做我的反贼，天下事，非腐儒所知。
在敌人眼中，你的缺点或许是裸的。王弥批刘琨妇人之仁，石勒批刘琨“腐儒”，正是指刘琨只怕引虎驱狼，瞻前顾后，不顾核心使命，使匈奴做大。古代军阀首先需要的是人。
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有一小部分前来投奔刘琨。发现晋阳贫苦，竟可来去自由。历史上把这件事表述为刘琨的政治无能。其实这件事只能证明，刘琨作为军阀是不合格的。
中国儒学“假定”人性为“性本善”，以此推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所以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没有侵略思想。
但是还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虽无侵略思想，但是并不‘反战’。在孔子即将去世的前一年，齐国灭掉一个小的诸侯国，孔子竟然拄着拐杖，跑到鲁国国君那里，要求鲁国国君带头出兵讨伐强齐。儒学讲究拥有仁爱之心，但可以做不仁得事。“仁”规范在“义”之中，这有别于西方的‘博爱’。西方不分青红皂白的‘博爱’只是‘仁’的山寨版。这是有史为据的，西方启蒙派也承认。
宋朝以后国人看着过分极端‘善良’，是因为民间底层以儒为法，以佛为教。佛学戒杀使底层血性磨失。
现在人们认为儒学的四书五经是只讲道德的迂腐之作，其实不然。儒学的四书五经讲的更多的是人的做事，做人方法。比如《礼记》之中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而儒学的四书五经，各种经典都非常晦涩难懂，必须要下大力气学很长时间才能搞懂。这对于社会底层的普及，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就很难系统学习儒学。所以儒学在社会底层的普及非常简单，仅仅是要求人们守孝尽义。以孝和义为农村宗族自治的法度。
而更多地社会道德理论，更利于口传身教的佛学来完成，这时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所谓仁义之功难，
佛学是先信哲学，儒学是先学哲学，这已是早被后世学者们认可的事情，无需在这个论断上过多纠缠。佛学或其他宗教，你只要先信神的存在，后面的事一切0k。所以南北朝时期的达摩祖师，不著一书，不写一字，只用口传身教即可。所谓“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
佛学兴起，原本就善良的农耕民族，更加虚弱。
由于儒学早早被确立为国本。后来的中国宗教，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深受其影响。都有很深的‘仁爱’的影子。这和西方古代宗教完全区别。中国几次‘灭佛’，只是逼迫大和尚还俗，杀戮有，但极少。西方宗教清洗，可不仅仅是杀光‘洋和尚’，信‘异教’的人民也往往被屠杀。那种残酷举世无双。西方就是打着上帝允许惩罚异教徒的口号，杀戮几千万印第安人。直到1960年代以后，教皇才改变法旨，不再敌视异教徒。本段只是讲古代中国宗教和其他古代宗教的不同。只是讲历史，不想批判谁。
钢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