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永嘉之乱就要逝去。从近处看，晋廷有四大罪人。分别是晋怀帝、东海王、王衍、刘琨。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晋怀帝不顾国危，连续鼓动苟晞讨伐东海王越，又下诏，号令天下讨伐东海王，致使东海王气死，是永嘉之乱首要推手。大晋社稷顷刻崩毁，二十万民众涂炭，晋怀帝罪莫大焉。
东海王不善作战，是明摆着的事。但这不是他失败的主因，其进无霹雳手段，退无仁义之心，疑者自疑，逼反苟晞，是其大罪。但其罪不高于怀帝。假设怀帝一登基，东海王即死，局势会更遭。
而王衍作为大士族的代表，位高权重，国难当头，以私叛国，率十余万禁军东去，使军心崩溃，洛阳孤危。十四万人齐解甲，只源王衍非男儿！王衍是西晋叛国第一人。历史一再证明，国难当头，柔弱者亡。
而第四个罪人却是本书主角——刘琨。并州都督司马腾被匈奴刘渊吓走，晋廷派出手中第一名将督并，就是为了消灭刘渊。刘琨的使命是消灭刘渊，不只是治理并州。而刘琨一来，就放弃了司马腾建立的统一战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妇人之仁，政治短视，三年之间，不能灭胡，辜负朝廷重托。
刘琨立足于自强自立，驱走刘渊的战略，其心可褒，于现实却不利。永嘉之乱后，南面失去洛阳的呼应，刘琨即使引拓跋部与战，前汉也不再怕。
作为抗击前汉的第一线统帅，刘琨不得不受其罪。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本来他很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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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长远处看，西晋历史有两个很悲催的政策，甚至在中国史上独一无二。
这两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是藩王督军事，第二个是取消州郡兵。
这二个是独一无二的。西晋大小军事‘都督’几乎全部出自司马家。虽然中国历史上，在开国前期往往藩王带兵，直到明朝还有四王爷朱棣掌管北京。但是，像西晋这样大小四十个都督都来自司马家这一“盛景”，是空前绝后的。
而且藩王的僚佐可以自己选，这也是极少见的。比如，在西汉七王之乱中，各国王的‘相’都是皇帝派去的亲信，大多不配合闹事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