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正是因为五胡乱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北朝的少数民族执政核心不是士族，而是少数民族“自体”武装。士族阶级重要，但并不执政。当生铁镰刀等重要新科技出现之后，小地主、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主力。北朝以强力的手段拆散了士族阶级，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大幅提升。从此之后，和西方历史彻底分道扬镳。
南朝虽也多次分田，甚至重用寒门，但是寒门也是士族阶级。在执政主体不改革的情况之下，社会模式不可能彻底改变。
人们不要认为南朝比北朝更先进。士族执政宣扬“无为”，希望朝廷无为之治。而朝廷的无为，其实质是把权力下放给庄园主。政府啊，你只需要收税就行了。社会生产和民众由庄园主们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请把放达（自由）留给人间。南朝士族力量强，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皇帝的 ，这只是士族分享了皇权。士族的更残忍 ，更不法制。石崇一场酒宴杀害三个‘陪酒女’就是证明。国家政府越弱，贵族越自由。欧洲进入贵族统治以后再没有统一过。中国也是在走出士族统治之后才从新统一。
可是政府的无为是动摇法制的根本，庄园主们的管理更加不法制。看似更放达（自由）的体制，使人民受到的压迫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贵族执政社会看似‘自由’一些。却严重打击社会公正。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他们把人看成‘劳动工具’。他们不关心庄园内人口培育，因为这样‘造’出来的工具成本太高！购买或者直接‘抢’最划算！士族社会买人、抢人，比养人划算，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的士族统治中，人民起义无论在规模和次数上，都远远高于北朝。贵族统治最终还将出现一个可怕的后果。贵族管理成千上万的部曲，不可能用儒学，而只能用宗教。所谓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这事被世界史所证明了。
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方和中国的南北朝何其类似，只是庄园主换成了大企业主。在西方还是那一句：政府啊，你只要收税就行了，社会生产和工人、大资本家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请把自由留给人间。
而在北朝社会，大企业虽还是社会的主体，但不是执政的主体，法制可以更严肃的传达下去。而北方政权在无法排除对士族经济依赖的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士族的方法。
我管这种政策叫“内松外严”。为了满足生产，北朝首先承认士族的庄园内部特权，以支持生产。士族庄园里管理的农民成千上万，如果士族在庄园内部没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将无法调度、组织生产。
北朝对大士族阶层首先是“内松”，松到什么程度？甚至比南朝还松！到了北魏初期，甚至直接承认了大士族阶层在庄园内部的宗主身份，权力极高。这一点比南朝对士族阶层还要好。
但是，北朝对士族阶层在其庄园外则管理甚严，不允许他们将庄园内的特权带入社会。打击乡间恶霸，尤其是对伤人、伤身案件严厉打击。
所以，北朝对士族阶层的“内松外严”，不仅确保了生产、赋税，安定了社会。还产生一个极端重要的直接效果，即大庄园没有庄园外部特权，逼迫他们比较重视庄园内部的人口问题，重视人口增长。这样，北朝即使在庄园经济为主时，人口也比南朝多。后来，北朝破除了庄园“统治”的经济模式后，人口就更多，数倍于南朝。使北朝可以轻松统一南朝。
当然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到“灵感”，而不能寻找“答案”。
人类历史进入文明史时，从来不是只走一条路，东西方不用互相挖苦，让我们拭目以待。
情之所至，言无不尽。叹一声，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难，情之不敛，远无幸耳。
钢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