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职，与中国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一九二六年七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一九二八年七月后历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一九三二年一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任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零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长。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的一批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打过仗的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去延安同谈判。一九四六年一月代表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一九四九年四月任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九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爱国将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一、“省训”与施政方针的提出：张治中来湘时，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省全国抗日救亡斗争已经兴起，但顽固派一直在闹磨擦，爱国政治犯还未释放，抗日救亡运动还有阻力，伤兵、难民、役政等问题成难，旧的腐败的官僚积习成风。
张治中将军是唯一一位既敢于向蒋介石又敢于向毛主席直谏的人
张治中将军是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主席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一九四九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主席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主席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二十五年中，张治中对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掉头颅的风险，对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二十七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
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一九四九年四月，张治中任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政府拒绝后，张治中弃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九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张治中一谏毛主席，国名沿用至今。一九四九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主席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主席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觉得此话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主席，国旗沿用至今。北京的一九四九年八月，正是盛夏时节。为了能够在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两千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主席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主席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主席：“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主席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张治中直言相谏：“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主席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主席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国旗审阅小组就以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第五卷 第五百七十章 （混混章 节）
第五百七十章（混混章节）
张治中三谏毛主席，代表视察制度沿用至今。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主席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主席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主席：“这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但这次交谈后，毛主席还是不同意讲话。可是，在开幕式上，毛主席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会间休息时，毛主席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主席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张治中四谏毛主席，使宪法更完善了。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主席十分赞成，大七十九岁。
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张治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代，他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了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是一位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向蒋介石四上万言书反内战“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现年81岁的张一纯对本刊记者说。张治中从一九二四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国共关系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还曾四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国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当局正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再写万言书，托人带给蒋介石，力言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第三次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此前的五月一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五月十二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再无下文。
第四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张一纯说：“一九四九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为彭德怀申冤信被周恩来扣住“特殊时期”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一九六六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张一纯“特殊时期”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主席，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主席。“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一纯回忆。除了写信，张治中还曾经面谏毛主席。“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在一次与毛主席的会面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张一纯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父亲见到毛主席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张一纯说，讲到这时，原本是坐着的毛主席站了起来，“他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一纯对谈话过程印象深刻，“我父亲也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闷闷不乐。”在“特殊时期”中，张治中的身体条件愈发不佳。“他主要是长期对‘特殊时期’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
张治中有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他早年也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投笔从戎的。他一向认为，守土为国是军人的天职。每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