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飞速发展。
国家财政得到根本好转。
过去两三年的收入，只够一年的支出，整个隆庆朝都是入不敷出；而现在一年的收入，可顶未来三四年的支出。
“万历中兴”——绝不是嘴上说说，或被施政者夸出来的，而是政绩在那儿摆着，可以拿事实说话。
但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比如：学校。
早在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便下令全国各府县建府学、县学，后来又颁诏天下，赐学粮，增加师生廪膳，凡入府学、县学的学生，一律由国家负担费用，并免除生员一家的赋税。
这政策，可不同于今天的“义务教育”。今天的“义务教育”可以变相收费。而那时是真的免费，而且一家还跟着沾光。
那是真正鼓励读书的政策。
当时大明初创，人才匮乏，故洪武皇帝通过增加廪膳生员并给予殊恩优抚，为国家培育人才。
政策一好，向这儿涌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
这跟度牒制一个道理。
随着廪膳生员的数额越来越大，越来越滥，各府县都已经承担不起了，叫苦连天！
所以，后来又给府、州、县重新定额，就是限制生员的数额，不得超标。
再后来，到景泰元年，新皇帝登基，为了收揽人心，又将生员定额取消。
后又定，又消，几经反复。
直到正德十年，也就是武宗皇帝，再次放开生员编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许多人都削尖脑袋往府学县学里钻，一入学校，就等于鲤鱼跳龙门，哪怕一辈子考不上举人进士，但只要占着生员名额，照样优免束脩，享受朝廷的优惠待遇。
洪武皇帝当时的政策，意在为朝廷培养人才，体现朝廷的优士之恩，重视读书人，可发展到后来，这养士的政策就变了味儿，有些人实在不是读书的料。
除去害群之马的那部分不说，不少老童生，从黄髫少年读到胡子拖鸡屎，都还不肯退出府学。
像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便是其中一例。
都考不过他十二岁的儿子，还在那里不认命死读书。若不是张居正后来进了内阁，估计还会让朝廷继续供养着。
还有一类人，不认真读书博取功名，不肯钻研经邦济世的实际学问，却一味地标新立异，将空洞无物的玄学视为圭臬。
这部分人，最后许多成为山人。
因此，朝廷每年砸掉大把的银子，养的不是士，而是一帮对国家无用，甚至与朝廷对抗的狂徒。
对此，张居正深恶痛绝！
当然，这说的是官学，何心隐说的是私学。
而私学的情况较之官学更为严重，虽然不需要国家奉养，但他们标新立异的程度，不知强过官学多少倍。
以何心隐为代表，讲学之风盛行宇内。他们攻击朝廷，反对张居正严苛的改革，各地私立学院无异于对抗朝廷新政的堡垒。
为什么私立学院风行于世？
说白了，就是有不少当道政要的支持。
那些官员对张居正的改革心存不满，而自己又不敢站出来明确表态反对，便借助私立学院的势力，与朝廷唱反调。
张居正焉有不痛恨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