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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之前李诺推测，商朝的行动是自发的，但是李诺知道他们肯定和这些玩家有联系，不然的话，单凭商朝这两万五千人，又如何能够拿下天下第一侯国？更何况，还是劳师远征之下。
之所以说是两万五千人，也是有根据的。商朝派出战车千乘，战车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步兵），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所称的战车即指攻车，又称兵车。
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从周代史料看，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
主将之车，乘法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二十二人编制，其中包含七名车下甲士和十五名步卒，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二十五人，为一步兵两，配合战车作战。
车战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大幅度增加，而随著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装备简单而又易于训练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战车隶属二十二人增加到七十二人，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七名车下甲士，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七十五人，以五伍(二十五人)编为一两，共三两。
以商朝战车的编制情况来看，战车部队应该是两万五千人没错。但是不要忘了，先秦时期的战争，不单单会有战车部队，还会有普通步卒。
但是，在商朝那个动辄不过出动几十几百乘战车的年代，他们竟然直接出动了千乘战车征讨诺国，这是不是太看得起李诺了，有那么大仇恨吗！
《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
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已在四千乘以上，公元前505年的柏举之战，各国参战的战车也均在千乘以上。
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之中，战车部队被定义为60级的部队，和重装士兵、骑兵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而商朝作为一个大型公国，部队更是比诺国高出五级，这战车部队现在就是65级的部队。诺国除了几大特殊兵种，等级都是比不过的。
至于他们这次远征的主帅，纣王帝辛，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
但后世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史记》里称帝辛“长巨姣美，筋力超劲，手格猛兽”。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帝辛“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是个筋骨强劲、力大无穷，能当百人之敌的无敌勇士，此外他还“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也就是智商极高，反应极快，能言善辩，绝非一勇之夫。
帝辛继位后，用费仲治政，鼓励农桑，推行牛耕与灌溉排水；肃清王族内部异己，削弱贵族势力，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又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亡虏逃臣中简拔健步如飞、勇搏熊虎的勇士飞廉、恶来父子为将；伐黎国，破苏国，大搜于渭水，一度打压了刚刚兴起的周国，囚禁周文王姬昌。在周人臣服后，帝辛移兵向东，长年攻伐东夷。
帝辛继承父业，真正完成对东夷中的徐淮部族全面征服，在华夏历史上首次征服了江淮地区、拓土开疆至渤海和东海的帝王，确实是殷商天子帝辛无疑。
姬发会盟各路诸侯于孟津，集师伐殷，因为对东夷战争中，殷商军队损失极大，帝辛只能仓促将大批夷人战俘武装成军，与周军交战。这些夷人战俘对商朝的忠诚度可想而知，在战场上他们一触即溃，全面倒戈，商军大败。
想到这里，李诺不禁有些担心，自家部队能够守得住吗？以西乞术的实力，再搭配上刚刚招募的五万新兵，哪怕有那么多民兵辅助，李诺依旧心中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