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目标。中国人更多地追求是空间的适宜与阴阳的和合。显然，与西方人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建筑实体的坚固与美观相反，中国人更关注空间的背负与怀抱，及阴阳的和谐。古代中国人的基本空间理想，就是居处于一个负阴抱阳、阴阳和合的空间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房子，不是为了看的，而是为了栖息其中的。居处的最佳境界，就是阴阳和合，这从北京明清故宫的建筑。
这也是汉唐时代房屋的特点。
西方是有宗教的传统，做为神的空间的教堂通过宏大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采用石头作为材料更能够长期保存下去。
中国采用木结构应该从商朝就开始定型了，商人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他们更喜欢木质结构。一是商朝的君主本身就是大祭司，但是与整个西方的宗教传统都不一样的是中国祭祀们的目光没那么长远。殷墟的甲骨卜辞基本上就是向上天询问十天以内的情况，像什么最近天气怎么样啊，打猎要到哪个地方去啊诸如此类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的现实真是有传统啊），根本就问不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终极问题。所以他们就基本不会考虑信仰传承问题。二是商朝由于王位继承和旱涝等原因曾经非常密集的迁徙过都城，在整个迁都的过程中使用石质材料自然是非常不方便的，使用木质材料是更好的选择。
在视觉上，人们通常可以从远、中、近三种不同的距离来观察、体会建筑物的形体和美。西方建筑因为给人最大、最多的机会就是位于中距离去欣赏，因此，在里面构图上就全部为求得此时的最佳效果着想了。中国古典建筑是没有充分注意中距离的视觉效果的，原因就是很少有建筑物在中距离中充分地显示自己的全貌。但对远景的效果十分重视，经过严密的整体规划，呈现优美、柔和的外轮廓线。有时对于景象考虑的范围的广阔，是“远”得使人难以置信的。建于16世纪明代的十三陵的石牌坊，它的中轴线是正对着十公里外天寿山主峰之巅，用于作为这个举世占地最广的建筑群的起点。北京中心的景山、颐和园的万寿山，它们都是经过人工加工而成的小山。景山上的五座亭子、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它们最大的用意还是为构成一个包括自然景色在内的壮丽雄伟的远景。在视觉上这些建筑物都是只有在远处才能体会到其布局的巨大和气魄的，到了接近的时候，反而平平无奇了。
中西两种不同的设计思路和结构风格导致西方人在建筑上着重追求向空间扩展规模，中国人却主要致力于在平面上拓展。比如建筑年代相近的巴黎卢浮宫和北京的故宫，两者总的建筑面积相近，但西方人的设计意图是完成一座多层建筑物，故宫则是以广阔、深远的平面组织构成一个紧密的建筑群，它的基地面积几乎是卢浮宫的一倍。
中国古代建筑材料以土木为主，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从史前建筑的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小木作，这种木营造的方式逐渐自成体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土木结合的方式逐渐与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并契合于封建时期的政治意识，宗族观念，文化内涵和审美心理。单从木材自身的属性来说，其弹张性，柔韧性，温和性是其它材料无法比拟的。同时，土，木都可就地取材，储备上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建造工期短，房屋的规模和形制也能灵活掌握。这种构筑方式体现出方便经济的特点，放映出浓厚的农业文明特色，在审美上，这种材料的质地和色彩朴素自然，也满足了在中国传统哲学所崇尚的自然天真的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趣，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融洽。
中国传统绘画语言注重“线形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和节奏韵律，中国传统建筑同样也擅长以线造型、用线传情，而木质的梁、柱恰好能适应这种“线”的艺术感染力。故中国传统建筑无论是单体建筑的外轮廓线，还是群体建筑的天际线，都与中国画中的勾、描手法有类似之处；与之相适应的是，西方建筑也与其传统绘画一样强调“体积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所创立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秩序美”，给西方建筑文明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造型方式实际上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巴堤农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古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43.3米的圆球。不仅建筑造型上如此，在园林绿化上同样刻意营造，就连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也要经过人工修剪、雕饰，呈现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西方人认为，美的建筑就是由明确的几何形体、比例和确定的数量关系所构成，所以他们往往借助于富于逻辑性的几何形体和数的组合来塑造建筑的形式美，而石块厚实坚硬的质感则能很好地塑造出建筑的体积感。
首先中国古人并不追求生者建筑的永恒，而对建造死人陵墓更热衷，迷信转世之说。
木构建筑的特点在于模数化，单元重复的韵律，富于群体组合的变化。虽尺度有限，但变化无穷。中国古人为了追求建筑气势，也想到很多高招，
中国建筑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形成了高度成熟，体系完备的礼制制度，对建筑类型，大小，面宽，进深有明确规定。普通人不得越矩。同时中国又一直是个世俗社会，修庙的热情投入度远不如修建教堂的。中国的庙最早是汉朝官员的舍宅为寺，就是把自己家捐出来改成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