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能在秘境独立自主，称霸一方，这个王族王室肯定不缺乏实力，也有狠劲，自己如果现身，很可能羊入虎口啊。
而且，这种世代久居上位者，只怕世界观早已扭曲了吧。
王剑曾经认识过个归国留学生，此人在部门实习一段时间，成功跑路中央某部委打下手，算是技术官僚里的佼佼者，不过，却是极其吐槽那些印度同学。
在其说法里，这些印度同学本质不坏，起码不是作奸犯科的那种人，但是先天性的自我感觉良好，却是没有错的。
要知道，秘境人脱胎于汉代，从这些甲士身上，就可以看出深刻的华国特色传统。
在封建王朝的思想中，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拥有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全天下都是皇帝家的后花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朕即天下”，表面上看这句话很牛，但大臣们一解释就变味儿了。历代大臣对“朕即天下”的解释是：“皇帝的事儿，就是天下的事儿，天下的事儿，就需要天下人来管。”皇帝和谁谈恋爱，要管；皇帝和谁结婚，要管，皇帝盖房子，要管，皇帝立谁为太子，那就更要管了。上班有大臣管，下班有太监管，就是回到后宫，要再有个贤明的妃子，还得管，这样是能为所欲为吗？
但是，这得是一套成体系的制度啊。
古代皇帝治理国家讲究的是君臣共治，因为毕竟国家太大，事情太多，皇帝无论如何一个也忙不过来。这样就需要把手中的权力分出来一部分给大臣，大臣们用皇帝赋予的权力替皇帝办事，并维护皇权，但同时也会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
一般来说，关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每个朝代都会有一套严密的程序，皇帝处理事情也必须遵守这些程序，否则就会有大臣站出来反对。这些站出来的大臣，我们通常称其为忠臣。
比如皇帝要任免某个官员，就必须有合适的理由，并且符合朝廷的官员任免制度，否则就会有大臣反对，导致这个事情流产。如北宋仁宗时期，宋仁宗一次想提拔自己最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就遭到了以包拯为首的一群大臣的反对，最终也没有提拔成。仁宗对张贵妃说：“你只知道让你的伯父当节度使，你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在官员队伍中还有一种官员叫言官，言官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皇帝进谏，对皇帝的不足之处给予指正，说白了就是专门给皇帝挑毛病的。言官们只要发现皇帝有不合理的地方，立刻就会站出来指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想可以。一般来说，越是圣明的皇帝，受到的管束就越多。
技术进步会让管理扁平化，排除中间层赚差价。这样上头的指示能直接下给基层。
但是在古代，真的不行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体系的复杂性。
三个人组队，可以随机应变，遇事商量。谁是牛人谁是草包一目了然。可是人数一旦多起来，就麻烦了。人数多起来，我们就只能设置一些简单而通行的规则，让大家照此办事，否则就乱了。
朝廷制度，程序也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简单地操作和原则。这个规则，包括一整套固定的接客收钱手续，包括了不得拒载等等。然后考核标准也是一视同仁的。
一旦大范围破坏了这些规则，会如何呢？那就是体系的解体。
也就是说，复杂系统的管理，只能在简单可行的规则范围内才能有序。虽然可以偶有例外，但绝不能泛滥。而皇帝“为所欲为”，本质上就是增加规则的复杂度，给规则增加更多的例外。
技术扁平化了，也未必是好事。
哪怕某位运输大队长固然由于技术进步可以直接给士兵下达指令了，乃至还能空投手令，然而他一微操就失败。不是因为他的命令不被贯彻，而是因为他的命令破坏了规则的简单可行性。
所以皇帝必须在根本上依照规则办事，如果皇帝想修改规则，他也得缓慢推进，以尽量维持系统稳定运行不致崩溃。
崩溃了，皇帝也没好果子吃。所以传达消息的机制和官僚或可免，但分工和出主意的官僚没办法免。这样皇权仍然受到了制约，表面上是官僚体系的制约，实际上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的制约。
自秦汉时代起，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妥协集合体，皇家利益、贵族资本集团官吏利益、百姓利益共同来分国家资源这份蛋糕。皇权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甚至有时不是势力最强大的一份子，为了自己所属的利益，皇权经常搞出“宦党”来制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防止官僚体系对百姓利益的过度侵害。
当官僚体系占有庞大的资源以后，它可以随意的认爹投降而弃民族国家于不顾，最终还装无辜找个皇帝来背锅。所以历来治国就是治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很伟大也很难实现。历朝历代在面临亡国的关头权阀也是不肯吐出老百姓的血肉，他们知道，外来的不管是谁都还是“需要”他们去实施管理的，换个爹叫而已。
你个皇帝要是想革我的命我就要“让”社会大乱“民”不聊生，换了你这个皇帝。皇权不下县也就源于这里。皇帝的励精图治的理想还看有没有制衡弱化官僚体系的手段，王莽是典型的道德高地，但在利益面前屁都不是，也就“被”乱臣贼子了。高祖要不是挽救了民族构建来了现有的分享体系也就被彻底的“昏君”化了，分饼的当然是乱臣贼子，“不”为人民服务的。对百姓的侵害多与少主要取决于“中间管理层”而不取决于“最高层”。
当物质**满足了以后的皇帝没有哪个不是“一心为民”的，现实中的人当物质理想获得满足后也都是“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