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夏的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来说，“经世济民”是他们最崇高的政治理想，所谓“经世”，就是将圣人所描述的那种“大同”世界搬到人间；所谓“济民”，就是帮助百姓，促进民生。
所以，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中，搞经济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政府官员。
但是，经济究竟应该怎么搞？谁也说不清楚。
朱允炆想起自己前世看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其中讲述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德国的崛起过程，其中西班牙、葡萄牙靠的是大航海，从美洲获取金银；荷兰靠的是商业，将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公司运转；英国靠的是海盗劫掠和工业革命；美国靠的是自由发展，以及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日本、俄罗斯、德国靠的是强力君主、自上而下的改革。
但是，在朱允炆看来，或者说大多数华夏人看来，日本、俄罗斯、德国的做法是最好的，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和君主没有等待上帝的恩赐，而是动用自己的双手、智慧和努力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朱允炆也不懂经济，但是他知道一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
所以即使现在的火车时速只有二十里左右，远不如奔马，比马车也快不了多少，但是朱允炆仍然坚持要修铁路，原因很简单，铁路依赖的是蒸汽动力，它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但是，要修建铁路，朝廷却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朱允炆迫切需要大量的金银。
对于朱允炆的渴望，许多朝臣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朝廷的急务应该是劝课农桑，让百姓吃饱穿暖；他们对皇帝出动大军攻打倭国，其实是非常的不以为然，但是皇帝还算谨慎，耗费的粮草、征调和损失的兵员都在接受范围之内，而且皇帝的理由也很充分——倭国刺驾却无悔改之心，所以大家只能按捺住性子，闲暇时构思一下腹稿，等有机会一炮走红，成为为民请命的名臣。
为此，朱允炆百忙之余，令人编纂了一本书《经济新说》，其中他摘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再加上后世看过的一些如《国富论》、《货币论》之类书籍的一鳞半爪，编纂成书，刊行天下。
这本仓促成书、漏洞百出的书，却在朝野之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太学和京师大学的学生经常为此发生论战，后人将其戏称为“皇帝和圣人的论战”。
但是最终，还是朱允炆的学说占了上风，原因很简单，朱允炆的学说简单易懂，符合现实情况；圣人之言则不同，操作性极差，大多数属于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范畴，真要叫起真来，很多论点都缺乏根据。
这次论战，还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京师大学、太学分别创立了自己的杂志《京师大学学报》、《太学学报》，鼓励学生投稿，发表自己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些商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份报纸《经济学报》，专门开发经济民生之类的信息，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其背后有皇室的影子。
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报》只是一帮商人投皇帝所好而成立的杂志。
在这个时代，即使朱允炆大力反贪、大力提高商人的地位，商人们仍然被人看不起，所以他们非常小心，正因为缺少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努力去讨好皇帝，只要皇帝要做的，那就是好事情，值得大做特做、大说特说，何况这些事情对他们是有利的。
数十年后，《经济学报》成为了大明最顶尖、最权威的经济学类杂志，当然这是后话了。
虾夷岛，西埔湾。
岸上正在发生一场惨烈的厮杀，双方的武器都是倭刀，口中叫喊的语言都是倭语，跳转腾挪之间，姿势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下起手来却毫不手软，刀刀见血，惨叫声不断响起。
看身穿明军铠甲的武士逐渐占据上风，现场地位最高的台郡王朱允熥有些疑惑的道：“斯波先生，你们倭人平时打杀起来也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