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的播州之役，便再无王守仁一般的圣人现身。
播州之役，让大明朝在贵州苗区两百多年的苦心经营一瞬间化为乌有。短短一百一十四天的战争，虽然达成了战役目的，破了匪巢海龙屯，灭了叛酋杨应龙，废了传袭二十九世的播州土司，然而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栽下了未来一系列灾难的种子。
此后，贵州苗民在一代又一代新领袖的率领下不断地发动叛乱。
假如将野猪皮与鞑子在辽东的崛起视为援朝之役的后遗症，那么奢安之乱就是播州之役的延续；而崇祯四年的云南阿迷州（今云南红河州开远市）土司普名声叛乱，又可视为奢安之乱的延续。第二年普名声死，其妻万氏继续为乱滇南，成为滇地一块挥之不去的疥癣。至于什么时候再次发生大规模叛乱，谁也不知道，包括料事如神的朱平槿。
旷日持久的平蛮战争，让汉夷血仇越积越深，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变成填不满的无底洞。
战争成为屠杀，成为鲜血和金钱的单纯消耗。
一支支汉地精锐开进无穷无尽的大山，然后七零八落地带着满身血污走出来，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痛。
大量的当地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损失惊人。仅仅是奢安之乱中的贵阳之围，就让进入城中避难的四十万百姓十去九五，侥幸活到解围的人口，不过区区两万人！
村镇为废墟，良田变荆棘；千里无人烟，百城无鸡鸣。它仿佛是一支蜀地历史命运的前奏曲，暗示着天府之国即将上演的惊天浩劫。
故之播州，今之遵义，苗人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叛乱，完全是公开的秘密。
面对这样一个烫手山芋，临近的几省总督巡抚：偏沅、广西、云南，甚至贵州，没有那个省愿意出兵助剿助饷。
四川方面同样是装聋作哑。
王佐圣的求援信之所以被廖大亨选择性忽视，因为廖大亨知道，他帽子的安稳并不取决于一个新纳入的蛮荒之地的得失。
偏偏作为蜀世子的朱平槿，却义无反顾地伸手进去。为此，他在巴山激战正酣、泸州主力北上参战之际，不惜冒险抽空了泸州的驻军，又从雅嘉等地抽调护庄队近千人增援，组建了护国军第六团，投入到播州那个人人畏之不及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
政治上的理由，是因为遵义府属于四川布政司。
播州之役后，朝廷改土归流，将播州宣慰司改称遵义军民府，隶属四川布政司。遵义地区的苗民叛乱，理应由四川出兵平定。
遵义一日未定，朱平槿就一日不能骄傲地宣布他平定了四川全省，塑立起他在全川士绅百姓中的崇高威望，夯实他在蜀地的王者地位。
此外还有现实的因素。
自从遵义改土归流之后，大量的汉人已经移居此地。汉人移民就像所有新到的殖民者一样，圈占无土之地进行耕种。汉人在平坝，苗人在山里，双方在一种力量相对平衡的状态下虎视眈眈。
遵义的苗人叛乱，无论真实原因是什么，都是主动打破了这种平衡。如果不尽快平定局势，汉苗仇杀的漩涡就会越来越大，改土归流的成果在自己手中丧失不说，最后还被动地把护国军主力长期卷进去，无力自拔。
经济上的理由，是因为綦江铁矿的大规模开发已经迫在眉睫。
綦江铁矿的重要性毋容置疑。没有綦江铁矿，在建的重庆钢铁基地将无米下锅。而綦江铁矿在綦江以南的小鱼洞地区，正在重庆、遵义的两府交界处。奢安之乱时，这里就遭过兵焚，致使矿洞被毁，矿民逃散，产量急剧下降。如今复产在即，岂能容叛夷再来骚扰？
军事上的理由更多。
从战略层面来讲，遵义府是贵州的北大门，是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攀爬的台阶，是传统汉地嵌入贵州夷区的桥头堡。控制了黔北咽喉娄山关，遵义城无险可守；占据了川黔名珠遵义城，那么到贵州首府贵阳城，只有乌江这一道水障碍。
那么，在控制了遵义府之后，是不是需要趁热打铁，继续向南夺占贵阳呢？
贺有义是个很有全局眼光的人。他之所以勒兵于乌江，快马奏疏请示，是因为他看得很清楚：
在统一四川之后，蜀王府已经到了一个战略发展的节点，即军事力量出川，必须要在“东进”、“南下”、“北上”三条路线中进行选择出一个重点。原因很简单：因为蜀地总的资源量不足以支撑四面出击，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可是贺有义没有意识到，他所信赖的主子朱平槿，这时依然在犹豫。
为什么犹豫呢？因为一些关键性的东西，朱平槿感觉到了，但是他抓不住。
然而，有人从天而降，帮助朱平槿抓住了这个关键性的东西，那就是顾绛。
正是因为这个人见人厌，狗见狗嫌的丑八怪，引发了决定朱平槿两口子和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一场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的过程，极大统一了蜀地干部们的认识；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比对见证了朱平槿在未来登天之路上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旅程。
而顾绛在这次重要的历史性决策中，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药引子或者润滑剂的作用。
注一：吭，意为咽喉，读作hang。
注一：《小腼纪年》记载，黔督李若星此时也带着四川总督的头衔。若是，斯时四川总督便有两位，另一位是五省督师丁启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