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就开始进行了战略收缩。
在欧洲，他们对于同美国的对峙保持了较为克制的态度，就连在勃列日列夫时代接连举行的西方-81红旗军演、198年的“七时核战争”演习，这些显示肌肉相类似的演习再也没有举行过，以免刺激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神经。而且还开始改善同东方邻居之间的关系，双方从对抗开始走向了对话。
但是战略收缩并不代表苏联政府就此认输，相反，在拉美地区这个美国的后花园，安德罗波夫指示克格勃第一总局，加强了对于美洲地区的左派力量的支持，尽可能的提高苏联在该地的影响力，保卫社会主义的古巴，削弱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同时又因为196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还要避免同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
而苏联的决策人认为，美国在西半球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对于苏联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影响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固然不容易被撼动，但是正因为它在美洲政治事务中的霸权和经济垄断，反倒使得美国成为拉美国家致力于民族发展的头号靶心和转移国内问题的“替罪羔羊”。
50年代末60年代初，拉美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高涨，再加上美国在“猪湾行动”中对拉美各个国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等因素，已经削弱了HSD在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
拉美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美系资本力量的威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不再相信美国政府所一直鼓吹的通过大量的外资就能带来本国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改善生活水平这一论调。
他们开始极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这也是各国纷纷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一经济政策作为本国发展指导的原因，这些国家纷纷开始准备展开自己本国的工业化发展，为本国产品寻找新的市场，努力摆脱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于HSD的依赖。
因此，拉美国家对于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存在着需求，这种发展诉求恰好迎合了苏联的战略利益。克里姆林宫认为要把握好当前拉美的民族主义，加强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培植他们与莫斯科的紧密关系。
苏联的领导人相信，拉美共产党、左翼和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组成的联盟，既为反对美国的经济控制而联合，有会被社会进步的缓慢速度所挫伤，他们最终会在这场“政治竞赛”中成功的取得各自国家的政权，或者通过同“进步性”的军事政权（即各国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一点同美国政府的做法大相径庭）合作取得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力量为了摆脱美国而争取独立自主发展，都将会寻求苏联的支持，因此，苏联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背后决定性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种战略目的，莫斯科采取了包括外交、经贸援助、文化宣传、军事和政治引导在内的一系列的措施，在拉美的军界、官僚群体、技术界和上层的知识分子中，努力的培植“盟友”，企图采取这样的措施在美国的“后花园”烧起一把大火来。
但是美国密切的关注着苏联的动作，因此也开始将目光重新投放到拉美地区来，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拉美各国内部因为种种原因，纷纷爆发了反对当前右翼政府的战争，而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
对于自己老对手的想法，美国人自然是一清二楚，也因此，他们对于拉美各国内的，同G主义力量有所沾染的人物也显得分外的敏感和警惕，并且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就列为了大力打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