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方法”本身的法理性大于“结论”，才有了墨子光学八法中是焦点不是球心的修正、才有了后续推翻一系列前人结论的墨家内部的法理基础……也是适可以修正墨家的根源。
修正之后的墨家和百家的关系微妙，除了儒家之外，哪怕是原本一直针锋相对的杨朱，墨家和对方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地良好接触。
道家的正统是琢磨道和人的返璞归真的。
杨朱作为道家学派分出去的一支，受到道家的影响，和墨家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兼爱”和“利下”这两点。
后世孟子曾：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其实还有一句，叛儒必归于墨。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好理解。
原本的墨家是要短褐草鞋，利下不止的。很多人承受不住，跑到了杨朱学派中；杨朱那边整讲自利、为我，于是叛逃的人又跑去做君子复归礼法以平下的儒家；儒家整讲仁义仁义，仁义了半不如墨家拿着剑干点正事，于是叛儒又都跑去了墨家。
杨朱学派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
即“为我”，即每个人都做到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取别人的财物，那么如果下人都做到这样，下自然就大利了。
这也是一种脱胎于“自化”的学，换句话讲叫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人的自由不可强迫、人的性命需要珍惜，人人做到这样，那么下就会大利。
王公贵族，那是侵犯个人的财产，掠夺私人的财富。
墨家利下，那是用组织和暴力对抗，没有做到“贵生”、也没有做到“自由”，所以杨朱也反对。
兼爱之也是如此，墨家认为人人相爱，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本身就是两个极端，但这两个极端任何一点做到，那也就是下大治。
但适对于兼爱的解释，是“人是自利的，人也是求利的，而求私利的最高程度，就是兼爱，从而获得了数倍于自己爱自己的爱”。
这种“调和”，也被杨朱所接受，因为墨家承认人求利、全性之类的东西。
但这种调和的本质，是和泗上和下的局势密切相关的。
下现在分为泗上和泗上之外。
泗上内部的教育，是在培养一个想象共同体的“下”这个类似于公民宗教的前提下，使得泗上的年青一代对于下这个公民宗教的构成体充满了献身精神和荣誉感，其实也就是一个还没形成的国家，只是把一种爱国主义虚构为一种名字为利下的公民宗教。
纪律、荣誉感、弥赛亚情结、献身精神、下这个想象共同体的自灌输、自利与下利的辩证统一、兼体权界的区别等等这些，这使得墨家不需要再和外面的人争取他们投身到利下的组织当中。
原本墨家和杨朱的辩论，那是墨家为了吸引杨朱的弟子，毕竟这时候文化人就那么多，互相之间抢人，所以墨家之前总是咄咄逼人。
今和儒家辩，带走一批弟子叛儒归墨，禽滑厘就是例子；明日和杨朱辩，带走一些弟子叛杨归墨；后日大街上看到个游侠好勇斗狠但有文化有侠义精神，要么服要么打服比如县子硕。
墨子一个人开宗立派，连辩带打，终于有了数百的成组织的弟子。
等到泗上这边建设起来之后，自己开始培养新一代在墨家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后，辩论的目的也就剩下了争夺道理解释权这个问题了。
随着泗上的崛起，墨家的斗争策略也就从“先成为下最有道理的门派，吸引更多的人一起利下”；变为了“有没有道理可以慢慢辩，我有五万军队、十余万预备役兵员、下最多的识字人口、冠绝下的税收，我自己干，你们别碍事就行”。
杨朱学派能不能解决封建贵族？能不能让诸夏走向一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人人利己、自由”的资本萌芽时代？
适考察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道理没错，现实不行。
因为杨朱这一派想要成功，需要的是下有私产、但又被封建贵族压制的地主、商人、市民拥有足够的人口，从而推翻封建贵族。
问题在于现在除了泗上的跨越发展，下别的地方有私产的地主、商人、市民人口太少了。指望他们，猴年马月才能积累起来足够的人口基数，从而由“人人自利”引动人人反抗，形成自发的、席卷旧时代的、人头滚滚的大变革。
适觉得，如今下的人口阶层分布，要搞事，主力还是封地农夫、破产农民、逃亡农奴这些人。当然，用这些人，但墨家的“义”实际上站在工商业发展这一边，和这些人只是同盟却不是同志。
这就是墨家和杨朱学派关于“利下”的分别。
杨朱的想法是可以利下的，但是现阶段不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理想、正确纲领的组织，带领农夫、逃亡农奴以及他们转化为的泗上新生代去利下。
杨朱希望人人自利，将来受到侵犯的时候通过广泛的自利，自发铸成一口诛君之剑。
墨家希望人人有利下之心，不等将来，靠着献身精神，铸成一口剑，持在组织的手中，去诛君。
等到泗上开始出台一系列的法令、开始终于出现了以人为法律主体的法律讨论、开始出现万民制法以确定征税开战等原则性问题之后，杨朱学派自然开始向墨家倾斜。
而这正是适所希望的。
泗上打完齐国，已经准备开始对下宣布自己要推翻周子和各路诸侯的背景下，今后墨家学在外面的传播会很受影响。
泗上内外之别，也就使得宣传的方向大为不同。
泗上之内，宣扬要做真正的公民、真正的下人、愿意利下并且为利下这件事作出贡献而有荣誉感的新人，因为泗上之内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可以教育真正的共和国民。
泗上之外，则需要杨朱之类的学派，宣扬利己、为我、不侵犯他人财物、保护自己利益等尚且是“萌芽”时期的思想，从而形成一种混乱和对封建贵族的然反感，最大程度地利用地主、商人、市民的力量——他们未必愿意利下，但是肯定愿意利己、为我、贵生、不侵他人财富也别让别人侵自己的财物。
他们是同盟，但却不是同志，这就是泗上内外的区别，包括宣传、教育方向的区别。
为我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抢我的东西我捅你两刀，包括贵族“合法”的抢也不行，但你要抢别人我谴责谴责你，可我不出头。
兼爱的最高境界，是下人多苦，我们要带着一种献身下最壮丽的事业的理想，去战斗不息，去平不平之事。
后者的教育模式，注定了需要从进行一些列的国民教育，只能在泗上之内进行。
前者的教育模式，需要几部书、几个人的讲学传播启蒙萌芽，未必懂得全部，也未必有利下之心，但也明白自己的利益被贵族侵犯了。
这种分别，注定了墨家不可能去做。
因为墨家不能既在泗上之内宣扬“利下”，又在泗上之外宣扬“利己贵生”；不能既在泗上之内宣扬大的集体——下——这个社会的集体主义概念，又在泗上宣扬自己、自我这个完全个人主义的概念。
那样宣义部会疯掉，墨家自己就先爆了。
不是现在宣义部做不到论证“利己和利下”的辩证统一，泗上内部一直都是这一套。
而是这种辩证统一的概念需要从教学、从接触，才可以被认知。在泗上之外讲，就地主、市民阶层所接受的普遍逻辑思维能力而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