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扶植工商、把利润拿来做教育和军费、以九州血汗养一地的方式，打赢了齐国，干涉各国内政。
用适在墨家内部评价农家的话，那叫“可以用于一个村社的合作经营，但却不可以用来利下”。
没有原始积累、没有利润累计、没有超额利润，凭什么开办工商业？凭什么普及学三年级教育？
对于许析的诘责，适不是很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不是一句两句能清楚的，得从感性意识讲到理性意识、从必然阶段讲到空想和科学的区别，两边没必要搞的这么僵。
可又不得不回答。
许析的话的太重了，这成了虚伪的平等和真正平等派之间的争执。
本身墨家内部就有这样的分歧，对于同义、兼爱、平等中的平等，墨家分为了好几派，内部的歧义刚压下去，农家这么一，适也是没有办法。
他不想正面回答，既然许析挖了个坑让他往下跳，他也准备挖坑让许析往下跳。
于是他反问道：“那么先生前几也曾在泗上的村社参观，以你观之，泗上村社的农夫富足程度，是否高于你们在江边聚众而耕的村社呢？”
他在偷换概念，将泗上超额利润下的平均水平，不去剖析本源，把纵向对比伪装为了横向对比。
泗上的村社和楚国的村社，就生产力上是有代差的，可适却非要假装这是合理的横向对比。
适先试试水，试试许析的理论水平，这是个很明显的逻辑陷阱，双方比对的基础完全不同。
如果许析对此提出了这两边情况不一样，不能对比之类的道理，适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辩了。
同样，如果许析同意适的法，但是在同意的基础上，找一些别的理由，适也同样知道该怎么辩下去。
许析对此没有异议。
“我看了泗上的村社，也有规模数百的，确实比起我们在楚国要富庶的多。但泗上的富庶，源于宋、楚、越的贫困，我们现在的是利下。如果您认为泗上就是下，而宋楚越不属于下，那么我和您就没有办法辩论下去了。”
适心中暗笑，调整了一下策略。
脸上却极为严肃。
这是原则问题。
许析刚完，适立刻摇头道：“宋楚越，乃至大禹所定的九州、肃慎、朝鲜，至于神山昆仑，北海苍梧，那都是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墨家利下中下的含义。泗上是下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一部分，这一点从未改变。”
“我想问的是，同样是劳作，为什么泗上的农夫富庶？换而言之，您在楚国聚众耕作，不缴纳赋税，比起楚国的那些农夫生活的要好，根源是你们农家的道义正确？还是因为你们不缴纳赋税、不出劳役、不从军役、不耕公田呢？”
“而泗上的村社要缴纳赋税、要参与服役、要组织水利，为什么还要比你们村社更加富庶呢？”
许析等人聚众大泽，共耕劳作，农夫的生活比起逃亡之前要好，适再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过得更好的原因，是因为解除了封建的劳役地租？还是因为你们的道义指导下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许析现在对于农夫困苦的根源，还处在一种感性的认识当中。
他看到了贵族的横征暴敛，看到了商人肆意提价，看到了农夫不断破产逃亡。
然后用自己的所有家产，支撑起一个贤人领衔的仁义之土，市贾不二价、分工之下用十足的劳动换取十足的商品，谁也不坑谁、谁也不吃亏，一样谁也没法完成最开始的原始积累。
但是因为他和贵族的关系，是贵族把这块土地送给他的，不需要缴纳赋税、不需要服劳役、不需要承受劳役地租。
由此，他用最基础的感性，看到了农家管辖的这千余人，日子过得比起原本逃亡之前强得多。
于是感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道义的缘故，只要能够做到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压制工商业原始积累、维护农利益，那么下即可大治。
适则是直接用一个诡辩询问许析，为啥泗上的村社没有按你们的去搞，反而比你们要富庶呢？
这又是个两重陷阱。
如果邓析，这是因为你们泗上用的农具先进，适就得反问为啥你们也搞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么多先进的农具？仅仅是因为墨家和公输班弟子都是诸夏两个机械圣手的弟子？还是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邓析，确实是有不缴纳封建劳役地租、不服役从军、不出劳役的因素，那么这个问题的主动权就被适引到了自己的手中。
适根本不准备服农家使之完全消亡，而是要在大前提之下和农家结盟，有些墨家暂时不方便干的事由农家去做……
他在避开工商业用剪刀差剥削农夫是不是“不公平”的问题，这个十张嘴也辨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