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南城得瘗骨，何处暮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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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在世时又以京营军马，虽有总兵官掌管，彼此各异，一遇调遣辏拨，号令不同，兵将不识，或至误事;议以五军、神机、三千等营选马步官军一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总领，每五千用号头官一员，每千又用都指挥或指挥一十五员把总，每五百各用指挥三十员分管，每队用管队官二员，常令在营操练，统兵相维，兵将相识，设有调用，就令原都督等官统领前去征剿策应，号令归一，行伍不乱。
于谦把十团营余下的老弱病残改称为“老家”，以示与团营区分之意，“老家”逐步转变成打杂的奴仆集团；英宗皇帝在顺年间曾经一度废除十团营制度，宪宗在成化年间予以恢复，并增加二团营，改为十二团营，并以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命名；武宗在正德年间，为满足实战需要，又设置了所谓的“东官厅”与“西官厅”，“东官厅”选的是十二团营之中的精锐，“西官厅”则选的是九边精锐，统称为“两官厅”，此时团营沦为“老家”，而原先所谓的“老家”，就连这块“遮羞布”也彻底失掉了。
嘉靖继位之初，沿袭了武宗的做法，然而团营之法在实施了近百年之后，暴露出了不少弱点，渐渐不再适应明朝的实际情况。
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杨一清，他是一位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的老臣，深悉团营制的利弊，他给嘉靖皇帝上了《团营疏》曰：“因陋就简垂四十年而戎马日耗，士卒之殷实者出钱包班而其名徒存，贫难者饥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滥楼、气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为国挥御百战之寇哉。“
提督团营太监张永也上奏：“查上十二营官军，原额一十万七千有奇，今止五万四千四百有奇，马原额一十五万二百余匹，今止存一万九千三百余匹，且其中病、念者过半，营务废弛，盖莫甚于此时。”
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一千五百五十年）庚戌之变中，明军惨败而归，暴露出战斗力低下等一系列的问题；兵部尚书王邦瑞上疏言道：“国初营兵不减屯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五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原额军尚足互十八万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备废弛，见在据籍仅十四万有奇，而在营操练又不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兵部调遣则无，见在军壬多老弱，衣甲器械临时取给，耗弊已板，臣谓，任军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训练不精，其弊不在军壬而在将领，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团营之总帅坐营等官，即诸营之主帅，而号令把总之类又古之偏禅官，其间多属純缘，平时则占役营军，予空名之怕，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