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不是在减肥啊，有什么好减的，你其实又不肥，老娘我这个样子，刘兵还不是把我当个宝样的，天天买苹果给我吃，我吃了苹果照样吃饭去！再饿也不能饿自己！……”那女孩一口冒着大葱味的河南口音，咔嚓咔嚓边吃边劝玉芳。
“我……我这个月饭钱给我弟了，他老吃不饱。”
“我猜就是！给，吃个苹果！姑奶奶你看你这两天饿得都变了形咧！”
余彬像个小偷样蹑手蹑脚走了。他这才知道原来他的生活费有好多都是从玉芳的牙缝里省下来的。晚上余彬在恶梦中惊醒，大汗淋漓，坐在床上发痴。他就想起多年前他在草堆下犯下的强奸罪，想起栀子树下文凤跟占元叠在一起时两个中间露出的金黄色阳光，玉芳那个下午挣扎起来蹒跚着跑回家去的背影。这些回忆像毒瘤一样慢慢地跟着长大，他割不掉，根本就不知从哪里下手，除非他去死，他当然不会真的去死。况且他死之前，起码占元要先死。最后余彬痛苦地对自己说，我没什么内疚的，她是占元的女儿，她又不是我妹妹。
“你这样搞真的有点卑鄙咧，你又不爱人家，却老用人家的钱。”寝室老大骂她。
“……那我有什么办法，她天生是个。”余彬很平淡地扔出一句。
想想占元，再想想文凤和走路一拐一拐的木生，余彬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心安理得了。
玉芳打电话给占元说余彬的诗写得不错，想替他出一本诗集，占元在电话那头说：
“出那个东西搞么事哦？吃饱饭就行了。”
经不住玉芳缠，占元还是把钱给玉芳寄过来了。玉芳偷偷把余彬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文学刊物《摇篮》上的那些诗拿着去了一趟印刷厂，她准备把它当作余彬23岁的生日礼物。
1990年7月余彬和玉芳正式毕业。毕业前余彬只做了一件事，跟天鹅的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因为不知道书记姓氏，他在特快的信封上加了两个字：书记亲启。
这个时候叶欢容已经不在城关镇政府当小小的通讯员了，他进雁城县委机关报《雁城报》社当了名记者，虽然还只是个临时工，但足已让他欣喜若狂了。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玉芳的一点功劳——她给叶欢容编发在《摇篮》上的那两首诗起了一些作用，报社社长刘明秀以前也写过“太阳出来红通通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革命诗的。晚上他正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玉芳时，他妈妈给他带回玉芳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让他把写信的笔暂时放了下来。玉芳的信里还有一本刚刚出版的诗集《栀子花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