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开展罢工、罢课和罢市运动的第二天，清廷担心四川发生事变，便以宣统皇帝的名义急向赵尔丰下了一道圣旨：
“此次该省激动情形，有无土匪从中煽惑？著赵尔丰确切查明，严行弹压，毋任再生事端。”
赵尔丰急令田武魁派出巡防军，在成都主要大街的十字路口，以及各国领事署和教堂驻扎和弹压。
清兵有的背枪，有的拿大刀，脚穿皮靴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随时盘查可疑人员。
看官，皇帝为何不直接下圣旨，而是以“皇帝名义”下圣旨？
因为当时宣统皇帝仅有六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能由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圣旨。
却说杨万里见赵尔丰派出官员和士兵，到大街上弹压保路运动，心里很着急，害怕将保路烈火扑灭。
他叫来林梅山，与王淑娟等人商议对策。
林梅山脑子很灵活，他说光绪皇帝是支持铁路商办的。他去世才两年多，我们何不用光绪的灵牌，来压一压这些官员和士兵？
于是，三人发动群众到一些大街上，搭起高高的“先皇台”。
上面安放起光绪神牌，在神牌的两边写上光绪皇帝关于铁路商办的批语。右边是“庶政公诸舆论”，左边是“铁路准归商办”。
“先皇台”旁边挂起神帐和布帷，贴上黄色纸条“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神牌下面点燃香蜡，烟雾缭绕。
无论大小官员经过“先皇台”前，都必须下马步行，前去焚香磕头，祭拜光绪皇帝，因为谁也不敢对先皇不敬。
那天，打金街正在搭“先皇台”，有个官员乘坐轿子，飞快跑过来。
一群人上去拦住轿子，喝令官员下轿祭拜光绪神牌。
那官员在轿子里哀求：“你们到处供起先皇帝，我岂能处处下轿祭拜？”
众人高喊：“这个龟儿子，对先皇不忠不敬！快把他拉出轿子，痛打一顿！”
官员吓得跳下轿子逃跑了。
又一天，成都有个史县令乘轿子去官衙，一群人上去拦停轿子。
责骂道：“对先皇不忠不敬的狗官，你没有看见先帝的神牌吗？为啥子不下轿祭拜先皇？”
史县令只得下轿去跪拜。
大街上，到处都有“先皇台”和“德宗景皇帝神位”。史县令一路跪，一路拜，累得气喘吁吁。
到官衙时，两只膝盖上都跪脱了一层皮，两条腿肿起来，痛的钻心，却又敢怒不敢言。
别的官员听说了，都吓得不敢出门。
成都罢工、罢课和罢市进行了十来天，全城的商铺和市场关门闭户，生活物资极度稀缺，正常生活难以为继。
股民们都以大局为重，咬牙渡过难关，想迫使清政府作出让步。
可是，顽固的清政府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一意孤行，严厉申斥四川官员软弱。严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必要时实行武力镇压。
端方则趁机弹劾赵尔丰，要求将他撤职查办。他想把赵尔丰从四川总督宝座上拉下来，然后自己再设法坐上去。
面对清政府的强硬态度和切实弹压，成渝两地的袍哥首领互相联络，准备聚会共商对策。
哥老会以著名袍哥首领秦载赓的名义，召集川内各路袍哥首领，到资州的罗泉井镇召开“攒堂大会”。
罗泉古镇盛产井盐，镇上的盐商人人购买了铁路股票，他们为会议召开做好了准备工作。
在同盟会代表龙鸣剑、王天杰和杨万里等人的安排下，川中各地袍哥首领秦载赓、侯宝斋、罗梓舟、刘英俊、廖春雷、张达三、侯国治等二十多人应邀参加会议。
下午先在钟鼓楼上举行预备会议，正式会议于当天晚上在福音堂召开。
会议以袍哥聚会的形式，在深夜秘密举行。
会议室内点燃红烛，香烟缭绕，案桌上供起关公牌位。
来参会的川中各路袍哥舵把子，每人手捧一束香，庄严肃立在关公牌位，一起结义盟誓，共同推翻清政府。
大家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斗争的目标，商定了行动纲领。
这次会议改变了保路运动的方向，即由原来的和平争路款和路权，转变为发动武装起义，最终目的是推翻清王朝，史称“罗泉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将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改建为保路同志军，利用废约保路的名义，积极开展武装反清斗争。
同志军以袍哥为主力，因地制宜地举行全川武装大起义。
龙鸣剑针对武装起义所涉及到的军纪粮饷，敌我情报，以及枪弹来源等问题作了细致分析和布置。
同时推举秦载赓负责川东，侯宝斋负责川南，罗梓舟负责川西，张达三、侯国治负责川西北，廖春雷负责川东北的起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