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再有钱，见了官，也必须跪下答话，还可以被老爷们肆无忌惮的责打。
作弊的考生，不过是个小插曲罢了，玉柱连提审都懒得去做。
见玉柱处理的纹丝不乱，合理合规，一直静观其变的张廷玉，也不由暗暗佩服不已。
考试的第二天，也就出现了一个作弊的小插曲罢了。
要知道，哪一年的广东乡试，不抓几个作弊的秀才，才真的是稀罕事情呢。
接下来的考试，倒也算是平静，再没有抓到作弊的秀才了。
一连考了三场，共九天，总共抓了五名作弊的秀才。
玉柱还是老办法，一律不掺合其中，全都交给范时崇去处置了。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观察，张廷玉也已经看明白了，玉柱这种高高挂起的做法，看似胆怯无能，实际上高明之极。
因为啥呢？
只要是考场上出了弊案，玉柱都是第一责任人。
现在，玉柱心里无鬼，完全不插手弊案之中。就算是其中有何隐情，也和他没有半文钱的关系。
开始阅卷的时候，玉柱、张廷玉和范时崇，都待在一间屋子里。
按照惯例，玉柱录中单数的考生，张廷玉录中双数的考生。
只是，本朝的乡试，只重解元。至于，二至十名的所谓亚元，不过是坊间的尊称罢了，根本就没啥价值。
也就是说，只要是中了举人，哪怕是最后一名，含金量和解元其实没有任何差别。
玉柱和张廷玉，开始阅卷之后，范时崇就很无聊了。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范时崇觉得，他以前还是看低了玉柱。
按照范巡抚的原本想法，以玉柱的这个岁数，不应该正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行事的时候么？
然后，贡院里连续出现了几次弊案后，玉柱沉稳老辣的处置方法，刷新了范时崇对他的固有看法。
玉柱阅卷的时候，心里自有一杆秤。
加试的策问题，不管考生们做得多好，也不可能取中前茅。
乡试的录取总名额，无定数，一向是根据参加考试的秀才人数来定总员额的，比例是三十取一。
本次乡试，参加考试的秀才人数，突破了五千大关，最后一名举人也就是第一百六十七名。
这是正取的举人，除此之外，还要录取副榜贡生。
所谓副榜贡生，也就是说，列入此榜的秀才，可以入国子监读书。等他们从国子监肄业之后，经过考试合格了，就有资格出任县教谕等八九品的芝麻小官。
副贡的前途，肯定和正经的举人，是没办法比的。
到了晚清的时候，连进士出身的老虎班，都要候缺很久了，何况是所谓的副贡呢？
乡试不是会试。乡试的主考官，对于解元的人选，具有绝对的决定权。
副主考张廷玉和监临官范时崇，也可以对解元的人选，发表他们的看法。但是，采纳与否，就全看玉柱自己的态度了。
玉柱看完了最后一份策问之后，不由暗暗叹息不已，可惜了，偌大个广东，竟无一人熟悉与西洋的贸易。
所有的策问卷，都是文不对题的瞎胡扯。
玉柱一边揉动着眼眶和太阳穴，一边暗暗反省不已。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如今，重农轻商才王道。
就算是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内，秀才们也是异常之轻商，以沾惹洋务贸易为耻。
真正知道西洋贸易实情的那些人，反而是贱商之中的广州十三行了。
玉柱的心里凉了一大截，门生之中，无人精通洋务，那就只能从头开始培养了。
张榜之日，巡抚范时崇在榜单上亲手加盖了大印之后，玉柱不由长松了口气。
嗨，这次的学差，总算是风平浪静的过去了。
桂榜张贴到贡院门口之时，玉柱领着两个美婢，悄悄的出了贡院的后门，逛到了广州的街道上。
逛了足足四条街，玉柱竟然没有找到一家早茶的茶楼。
嗨，玉柱仔细的一琢磨，这才恍然大悟，竟然是他自己魔障了。
广州的早茶，最早起源于咸丰时期的“一厘馆”。
这种“一厘馆”的门口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供应茶水糕点，设施简陋，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供路人歇脚谈话。
再后来，又出现了独立的茶楼，称作“居”，如老字号陶陶居。
再到光绪期间，“居”改为“楼”，如老字号莲香楼、成珠楼、惠如楼等。
也就是说，玉柱在四九城里，指点着自家的厨娘，搞出来的各种广式茶点，比如说，无骨凤爪，虾饺、烧麦等等，竟然成了发明的祖师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