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舶带刀是李宾言搞出来的潜规则，这个规则是当初密州市舶司的无奈之举。
现在李宾言想要将港口之内，不得张弓填药，改为大明海内，不得张弓填药。
“陛下，大明水师已经有二十艘战座船，明年这个时候，又会有两千料福船七艘，战座船四十余艘下海，陛下，应该让商贾们习惯安静的大明海域了。”李宾言认为到时候了。
而朱祁钰认真琢磨了许久说道：“不够，实在是他少了，朕当初在南衙的时候，问过徐承宗，当初永乐年间，一千三百多所巡检司，有超过万艘巡江、巡检、战座船。”
“即便如此，当初也未曾禁止张弓。”
“不妥，万里海塘也是大明海，依旧不安稳。”
南洋、万里海塘都是南海的别称，大明朝在琉球列岛有了战座船和巡检司，可是南洋呢？
鸡笼岛以北，大股倭寇和海盗被平定，可依旧不是很太平，南洋就更不太平。
而且，几十条船，等于没有船！
哪里有什么海疆安全的说法？
李宾言这才意识到自己这话说的有点问题。
万里海塘也是大明海域，彭遂四处立碑，不就是为了确界吗？
宽泛的让所有商贾不得在大明海域内不得张弓填药，是一刀切的懒政，需要进行区别对待。
朱祁钰摇头说道：“还是离港之后，允许张弓填药，以防万一。”
“海盗很猖獗啊，无论海商忠诚与否，都是朕的臣工万民，朕不能让他们在大海上，陷入违反大明律法和保护自身的矛盾之中。”
朱祁钰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即便是到了后世，有一定的国际秩序的时候，多少海船还被各种海盗骚扰？又诞生了多少安保公司？
朱祁钰可不认为现在海面上是太平的，即便是李宾言认为大明海域已经处于高安区，可是朱祁钰却不这么认为。
“可是陛下，海商势大，名义为商，实际为匪，在海上横行无忌，海船倾覆之后，更是无从查起。”李宾言眉头皱成了山字形。
海商可不是什么善与之辈，他们在海上百无禁忌，名为商实为匪，如此日久，到时候，倭患又起。
“再有五年时间，再议此事吧。”朱祁钰认真考虑之后，依旧不肯听从李宾言的想法。
正因为有人不老老实实的当商贾，在海上劫道，朱祁钰才不肯下这道禁令。
再给大明五年的时间，至少得有上千艘的战座船，有数百艘的宝船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才合适。
归根到底，还是船太少了。
李宾言认真的琢磨了下，才开口说道：“陛下英明。”
他理解了陛下的想法，即便是海商们不那么忠诚，但是陛下还是把他们当成大明的人。
“朕知道你和李贤都深受势要豪右之迫害，对他们恨之入骨，朕可以理解，可是朕以为，他们在没有入罪之前，是大明人。”朱祁钰说的是法学的基本属性，审慎。
大明律有云：强盗及万恶访犯，新犯死罪，皆三推六问，情真罪当，始上长枷监候。
司法审慎，是中原王朝自周始至今的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
《尚书》曰：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如果犯了错，不应该由为上者主观的认定有罪，而是审问、查找证据，反复查补之后，确实有罪，才应该处罚。
这是司法审慎的基本态度。
即便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法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用法治国，一切一断于法的世界。
但是法家依旧反对有罪推定。
法家的思想集中在了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耕、战等内容上，但是无论从哪一点看，法家的任何人都不支持任何的有罪推定。
死刑，也在唐朝之后形成了完善的三复奏的流程，就是为了防止不可挽回的司法悲剧的发生。
在历史上总有些冤案让人扼腕痛惜。
比如南宋初年的赵构杀岳飞的大案之中，秦桧为相十三载，都没有给岳飞编出来一个合适的罪名来，最后只能以莫须有三个字定调。
秦桧查抄了岳飞的府邸，发现了岳飞的甲胄，就想以私藏甲胄定罪。
可是那件甲胄之上，伤痕累累，是御赐之物。
秦法，毫无疑问是法家的代表，当年始皇帝收天下刀兵铸十二金人。
百代皆秦法，并无什么本质的不同，都说始皇帝收天下刀兵，可哪朝哪代都是禁止私藏强弩、甲胄？
嘴上说的不要，可是身体力行的时候，还是很诚实。
私藏一具甲胄、强弩流放三千里，私藏三具甲胄、强弩杀无赦籍家，家属流放。
若是樵夫，带刀劈柴，很合理。
若是猎户，带弓打猎，很合理。
可是私藏甲胄，意欲何为呢？所以，私藏甲胄，往往等同于造反。
朱祁钰接着说道：“前段时间四川成都府眉州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王耳的乡农，被怀疑偷了一头牛，在眉州知州的严刑拷打之下，屈打成招，惨遭冤狱。”
“这头儿知州刚判了流放，那头儿，那头牛自己回来了。”
“结果这个眉州知州为了防止被有司考成，更怕屈打被发现，就把这头牛私自打死，坐罪王耳，最终酿成了赭衣半道，群盗满山。”
赭衣，就是囚徒的赤土色衣服，冤狱越来越多，囚犯最后逃跑，到了山上当了群寇。
“后来这王耳跑了，这知州被王耳杀死在了家中，有司前往查补，才知道了这其中详情。”
这个案子里，知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百姓落草为寇，惶惶不可终日。
四川总兵官方瑛前去平定群寇，查补之后，才只能徒叹奈何，方瑛将王耳押解入京。
事实清楚，王耳也认罪了。
可是所有事，都是因为司法不慎，引发彻头彻尾的悲剧。
但是朱祁钰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审慎是必然的，但是也不能变成前宋那般模样，重入轻出，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那就失去了司法的独立性。”
整个宋代司法，都坚持“重入罪，轻出罪”的传统，不慎放跑了罪犯，不是天大的问题，无辜者蒙冤入狱，才被视为天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