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称为中都，中都城里出现了坊、街、道、巷，但至此还没有“胡同”出现。
公元1276年，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按《周礼》之原则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
并于1285年2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贵族功臣，悉受封地，以为第宅。于是，元朝的官僚、贵族们就按此规定，在大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
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与另一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
据元末《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当时的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天下，这方言当然就是蒙语了，本系“水井“之义。有水井的地方才有人烟，才得以居住。
且当时盛行的杂剧戏词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胡同”，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就有“直杀一个血胡同”，再如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中说得更具体：“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可见京都的胡同是形成在元大都城的格局里。不过元大都当时仅记有29条胡同，因当时明确规定宽924米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公元1403年明朝的燕王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将这儿改称为京都，这时才有了“京都”这个名称，至今已叫了590年了，但比“胡同”这个名称晚出现了一百多年。
并开始大规模营建京都城，城墙一改以往用土夯筑的方法，而是全部用砖包砌。大城里包着皇城，皇城里包着紫禁城。
紫禁城位于京城中心，而紫禁城的中心又是皇极殿，皇上的蟠龙宝座又位于皇极殿的正中。
有一条无形的线从这个宝座上穿过，它就是北起钟鼓楼南至前门楼，后又延伸到永定门，纵贯京城南北，长达16里的中轴线。
整个京都城的建筑布局，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城内一切建筑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其左右，街道胡同也如此，或对称排列在它两边，或与之平行。
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右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的思想。公元1420年京都城营建完工，明成祖正式迁都京都。
公元1553年，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京都城又有了内外城之分，京都城的“凸”字型平面布局至此基本定型，面积约为62平方公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
这时京都城的胡同，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
清朝定都京都后，完全沿用了明京都城，就是后来也只是对紫禁城和皇城进行了一下小的改建、重修。
但由于清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定都京都后便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内城居住的汉人全部迁到外城，这样就促进了原来较为冷清的外城的发展。
新迁至外城的人又匆匆盖了许许多多的新房、新院，连起来就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规范或不规范的新胡同。
此时对原来元朝作的胡同必须宽924米的规定，早已逐渐模糊了，虽街巷胡同格局“大抵袭元、明之旧”，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早分不那么清楚了，总体数目已增到2077条之多。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民国前期京都仍是中华民国的首都，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京都改为北平特别市。过去由于皇城占了京都城的中心位置，因而阻断了东西主干线，东西往来必须绕道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棋盘街或北边的地安门。
民国初年，随着紫禁城的开放，行人才可以横穿东西长安街。这样，京都就有了一条和纵贯南北的中轴线直角相交横穿东西的长纬线。
经纬相交于天安门前，形成一个大十字坐标，街巷胡同就以此为中心而往外发展开。几条新干道的打通、增辟，带动了胡同的发展，到四十年代京都的街巷胡同已达3200多条。
听闻历史这么雄厚，真是叫人充满了一种崇敬的心思，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包括未曾蒙面的鹦鹉王，更加充满了期待，或许这也是一个和李三爷差不多的怪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