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三年后被禁了几部戏，又没有第六代导演那种让国内国外某些人欣赏的“才华”，走投无路之下从了心，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我总觉得我们国家的文人，总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济世安民使命感。总是认为普通百姓是在俗世中堕落挣扎，总是认为自己是济世良医，认为自己拍的影视作品是苦口良药。可是没曾想，就算是你真心想搭救普罗大众的灵魂，也要让自己的良药不苦口，让大家能够心甘情愿地吃下。所以在现实中，普通观众觉得自己成了武大郎，被潘金莲和西门庆联手，非要灌下那碗说是可以治病的药。”
听到最后一句，余菲鸿忍不住噗嗤一笑，眼睛在丘好问身一转，似嗔非怒。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提到，‘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
“说得多好，就算你要教育改造别人，你也要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去潜移默化，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思维模式去强行灌。可是这个基本道理，很多人却是不明白。”
郑大隆、江闻听得目瞪口呆。他们真的想不到，在霉帝专门研究高尖端科技的心脏地区，居然有人给他们背诵阐述《语录》里的文字和道理，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梦幻感。
看到封晓康脸色发白，余菲鸿连忙转移话题道：“好问，是这样的，郑导他们拍摄的《京城人在纽约》电视剧基本杀青，也定好今年元旦在京城电视台播放。可是临了发现剧情有几处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只好先推迟播放，郑导他们又火急火燎地赶来霉国补拍。”
“可是整个摄制组已经回国了，再把他们招到霉国来这预算又不够。所以他们就想着在霉国租一个摄制组进行补拍，可是找了一圈都没有合适的。他们知道我在南加州电影艺术学院读书，就托我想想办法。只是我才来几个月，地头肯定没有你熟，就直接来找你了。”
余菲鸿说的含蓄，但丘好问却是听出来了，无非是出不起钱。霉帝的好莱坞，什么样的摄制组没有？就看你有没有刀呢。
看着丘好问含笑不语的样子，郑大隆知道聪明的他已经猜出原委来，便硬着头皮开口解释。他们几个大男人找不到好办法，却想着让一弱女子在异国他乡帮忙找门路。要是按照这样的说法传出去，他们几个真的就没脸了，必须要解释清楚。
“丘先生，我们确实经费有限，正式拍摄时，不仅把预算花光了，连厂家预付的广告费也花了很大一部分，实在是没有办法。”
听郑大隆说到这里，丘好问忍不住把目光转到江闻身上，有这散财童子在，你多少钱也不够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