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刘钰说他的想法对，他怎么证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飞了，拉开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开眼看世界”来证明。
那么，现在呢？现在他的想法，怎么证明是对的？
此时的古今中外，并不包括未来，所以没法证明他是对的。
而在盐政改革问题上，他能够获得皇帝的支持、并且最终获得了改革派的妥协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说，还是源于主流士大夫对前朝的反思。
但这种反思，又注定了与刘钰只能做短暂的同路人。
因为，包括后世盛赞的王夫之在内，他们对前朝的反思，很多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是一种皇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国导致完犊子了，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会很稳固的心态。
仍旧是出于“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以小人养君子乃天之制也”、“百姓、禽兽也、非人哉”的角度去思考的。
而黄宗羲反的，可不是反君主制，反的是君主专制，取而代之的，则是“士绅阶层对其余阶层的专政共和，加儒家教区制”，搞半封建制，学校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监察机构。
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于学校。
学校里的人，又怎么选呢？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道德规范呢？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异端思想呢？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非要说这是以民为主，或者非说这是代议制，倒也不是不行。
但着实是有点被人打上思想钢印之后，先认定什么是对的，然后再往回翻说，然后穿凿附会的感觉。
如果说，是自己这边确实没机会自发进入现代化了，最终自我安慰式的幻想，从这些想法里找只言片语，去寻求答案，是可以的。
或者说，已经落后了，从先贤的言论中寻找似乎和对面那些东西一样的理论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如此时的大顺，靠这一套东西，真的能够完成转型吗？
对明末乱局的反思，得到的是一个避免明中晚期乱局的主流反思思想，如同宋之余唐末五代，但能完成毁灭旧时代的使命吗？
前朝犯的错误的反面，一定就是正确的吗？
恶龙残影下催生的诸多想法，倒也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套路走，肯定是试都不用试，必然走不通。
譬如王夫之的赋税观，认为不应该收资产税，也不应该把土地评为上中下收税，而是全国统一，全部“摊亩入丁”，全都按照人头税征收。
譬如其劳役观，认为两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恶政。应该退回到租庸调制，而且，税要轻，役要重。
税轻，展示出来天子不认为粮食、财富是好东西，这都是垃圾。
役重，展示出来天子认为民力才是好东西，体现了天子对百姓的重视，以民为本嘛。
并且得出结论，如果税轻、劳役重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懒人了。因为种地还是不种地，大家都要服劳役，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种地呢？
以及，如果取消土地评级制，统一税率，或者按照人头征收。那么，所有人的税都是一样的，你穷肯定是因为你懒，你就会努力种地，而且努力把烂地种成好地。
还有比如针对明末的土地税地方上收的离谱，以及农民军均田的想法，而提出的不用均田和限田，只要降低赋税，土地就不会兼并了。
这或许算启蒙思想，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否符合国情呢？应该说，也是符合的。
至少是符合明晚期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思。
毕竟，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根据现实和历史，得出的可能是阶段性的结论——若一树，五千年不开花不结果、五千年后年年开花结果，那么人类判断这棵树不开花不结果，就是正确的。
就明晚期的魔幻程度、征税横征暴敛、基层胥吏狂欢、赋税全压在土地上的状态，这种看起来真的很没谱的反思，其实真的不能算错。
当时眼前太黑了，被当时过于黑乎乎的眼罩蒙蔽了双眼，觉得光明就是单纯的白色而已。很正常。
只是特定时候的反思，未必真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