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边的流氓打胜之后，反手一弄，垦荒公司的人成了原告了。
而这些手里有草荡契的场商，则成为了一个尴尬的存在。
县令先读了读实际上看热闹的百姓都已经知道内容的状纸，便问那些场商道：“圈地时候，垦荒公司找的你们，说你们手里有草荡契。完课印串等，一应俱全。你们自愿接受圈地补偿之款项，此事当真？”
这些场商听到“自愿”二字，心里只想骂娘。
心想什么叫自愿？
我们要是不自愿，兴国公就要查我们办私盐的事，我们倒是不自愿，但不自愿行吗？
若是别人来查，倒是好说，总能糊弄过去。
可这天底下的事，只有想不想查，没有能不能查。只要想查，自己这些人办私盐、搞私煎的事，没个查不到。
但事已至此，这时候若说不自愿，或者直接喊冤，那才是傻子行径呢。
因为……他们买草荡本身，就是不合法交易。
“大人，我等都是自愿接受圈地补偿款项的。”
“垦荒公司与我等协商，我等皆出于自愿。”
“一来煎盐从业乃天下苦业，我等早有换业之想。”
“二来所给补偿，颇为合理。”
“是以，皆是自愿接受圈地补偿的。”
“这些草荡典押契、五年之内的纳税完课证明，都在这里。请大人过目。”
小吏连忙将这些契约都拿到县令身边，县令随便抽了几张，点头道：“这倒都是真的，尤其是完课纳税的证据，这些做不得假。盐政那边也是有存根的。”
“既有证据，各项契约也都完备。那按你们所说，前几日来这里反对垦荒的那些盐户，都是刁民？”
“前几日事情之定性，当为刁民典卖草荡，不能得圈地之补偿，遂聚众反诬，人多闹事？”
“若真如此，非得重罚不可。”
这些场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能把事情做绝了。
否则的话，真要追查起来，当初那些盐户反对圈地，最开始都是谁组织起来的？
可都是他们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而且是他们领头组织起来的。试图要挟对抗，从而保证自己继续还有煎私盐的利益。
这里面不是说场商想要卖草荡、得圈地补偿。
圈地给的那点补偿，只能给明面的。那些法律上“无主”的草荡，圈地公司是直接在朝廷那里承包的，是不可能给他们一分钱的。而且这官司，真的是哪怕打到北京城，这些场商也不占理。
但如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场商还能怎么办？
退一步，当堂反悔，说自己其实不想被圈地，是兴国公逼的。因为要是不同意圈地的话，兴国公就要查自己煎私之事。
煎私盐，真要是查起来，要赔的钱可就多了。
这种事，基本可以理解为大明前期的反贪。地方上的钱到底够不够用，皇帝心里是有数的，定一个极高的圣人标准，然后皇帝手里就有了绝对正义的执法名义，想办谁就办谁，而且是以反贪的名义。
私盐也差不多，商人入场之后会什么样，朝廷是傻子吗？但法律就在这摆着，还真就有理由办这些煎私盐的。
很多法律是不明说的，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压根不可能依法办事的。真要依法办事，那事可大了去了，不只是盐业，包括土地、田产等等，不合法的问题多了。
比如从明初开始的江南各县的税率不统一政策、一开始的官田民田之分、税率按照户籍所在地承担的各种奇葩政策，导致的经典的嘉兴和嘉善两县从隆庆年间干到崇祯年间的土地争端。
简单来说，明初时候，江南承担的大量的国税。但是，这部分粮税的基础，是靠明初战乱结束后，朝廷手里掌握的官田达成的。
官田是可以收很高的税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后来官田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整个县的税收额度并未调整。乱七八糟的投靠、转移户籍到税率低的县纳税等等，到后期已经发展成两个县的人互相干，从百姓到士绅再到官员，已经上升到地方政府互相之间拆台的地步。
散装到县了都。
其实，都是和这一次圈地里的“草荡所有权”问题差不多：
非法传承的东西久了，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动荡，但又因为全国的经济基础不同，法律不可能全部适用。是以朝廷选择了默许地方按照非法的传统去办的方法。
明中期开始的社会失控、地方基层崩溃，按照全国搞成农奴大农村计划设计的早期上层建筑绷不住的情况下，除非来一次大洗牌，否则只能是按照“明明违法、但默许不深究”的态度去承认地方的政策。
就拿圈地这事来说，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办，真的不要太简单。但现实是真的不能按照法律来办。
现在这些场商也是无奈。
法律灵活的掌握在刘钰这样的朝廷大员的手里。
随时可以在严格的依法办事、和宽松的地方自有特情之间切换。
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初没全都砸碎建出来新的，也只能这样。
这种切换，使得总有一款“犯罪”适合这些场商。
他们不说自己是自愿的，还能怎么办？肯定“自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