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工作的谍报人员。
1958年我第一次来到柏林，遇到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研究员，我们结了婚。
我们住在东柏林的一间公寓里，窗台上养着茜草和夜来香，傍晚的时候可以看见夕阳在远处的屋顶上缓缓落下。
我的妻子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她喜欢涂蓝色的指甲油。
那种晶莹艳丽的颜色，就好像涂抹在指尖的毒药一样，每一次我看到，心头都不知名地微微作痛。
1961年初，我将我的妻子送往美国，8月，柏林墙包围了西柏林。
我每个星期更换着不同的身份来往于东西柏林之间，每次穿过柏林墙的关卡时，我总要抬头望一望天空，灰色的天空，偶尔有一群鸽子飞过去，扑翅的声音显得特别的寒冷。
1961年12月，有人通知我一个情报分析专家从美国回到了西德，指派我在西柏林与他见面。
在柏林墙边。我站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他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翻领长大衣，一只手插在衣袋里，另一只手扶着墙面。
他仰起头看着天空，一动不动地，蒙蒙的灰色中带着一点点蓝色的天空。
我立即想起了他是谁。
我快步向他走去，不知为何，我的心情有些。
已经十几年了。
二战结束已经十几年了，从未听到有人当面提起我的哥哥，他的模样像是一个沉殁的影子，如同当年，在窗上蜿蜒的雨水，雨季之后，便在我的生命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几年的岁月过去了，就好像只是夜间的一声叹息。
那一年伦敦的冷雨重新落回了我的心头。我看着安迪洛尔，不明白他如何能这样轻易地在我面前提起这些？他毫不顾忌我的感受，像当年一样，露出冷淡而冷漠的神情，径自顺柏林墙一路走去，安静地，偶尔会停下来。
“你有没有试着去找你的哥哥？”
当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时，随手点起了一支烟，夹在指间，面无表情地看着它燃烧。
我不得不说他有点冷血残酷，好似翻检我的旧伤是他聊以取乐的消遣，我不再保持礼貌，童年时期对他形成的畏惧也被扔到了一遍，我硬声回答他：“你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吗？”
他冷冽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在手心按灭了那只香烟，“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大哥并没有死……”
“请住口，这一点也不好笑。”
我皱起眉打断他的话，语气已经糟得不能再糟，“我不明白。”我是真的不明白，我用质问的眼神看着他：“我感到你对我有很强的敌意。而我和你素昧平生，何况我当时牙都没长齐，你对一个小孩子产生的敌意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实在是非常没有道理。并且幼稚可笑。”
“敌意？”他意外地扬了一下眉梢，然后轻轻地嗤笑一声：“好吧，我并不想说是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