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关内诸州县团练部伍也正因北征事宜而在地方上被征调起来，这时节就算真的有敢于聚众闹事者，那也等同于找死。
更何况，朝廷这一次出手也并非完全取缔祆庙与萨宝府这两个组织，只是要剪除当中劣迹斑斑的坏枝。
那些被捕的多是胡人群体中的中层头目，一些拥有普世号召力兼势位不俗的胡人权贵们反而因为这一场清洗而颇有得益。
五月大朝中，朝廷又有册授礼事。波斯王子泥涅师自西域吐火罗国入朝，受封为波斯归义王、银青光禄大夫、礼部侍郎同正员，同时授职祆庙大祆正、视正四品。
祆教本是波斯国教，波斯灭国之后其王子卑路斯东逃来到大唐长安，奏禀朝廷才在长安设立大祆庙。入唐不久之后卑路斯便客死异乡，之后其子泥涅师便跟随裴行俭西征西突厥叛乱。
泥涅师在西域逗留将近三十年，终究还是没能在气势汹汹的大食人威逼下复国成功，只是困居于吐火罗国。而这一时期的大唐也是内外不稳，西域的霸权都屡屡受到吐蕃人的挑战。
终于随着时间进入开元年间，西域局势重新恢复稳定，大唐的国力也再次变得强盛起来。
但原本意气风发、矢志复国的波斯王子却已经是年近甲子的蹉跎老翁，眼见势力越发的岌岌可危，只能再向安西大都护府求助，再次返回了大唐长安。
恰逢圣人也要整治境内西域诸胡，对这位远道来投的波斯王朝后裔自然也是以礼相待，任命其为祆庙大祆正，正是为了要从源头上整改流传入唐的祆教，试问还有什么人能比波斯王室后裔更够资格担任祆教的宗教领袖？
之所以不在国中全面禁绝祆教，当然也是为了未来与大食国开战而留备一手。大食国之所以凶横一时，不只在于强大的军队，其宗教同化能力同样不容小觑，甚至较之前者还要更加的强大与顽固。
未来大唐是必然要与大食国争夺西域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霸权，所以除了军队武力上的建设之外，祆教这个原本波斯的国教也大有可作利用的空间。
因此这一次不唯是为了整顿国中的胡人宗教问题，也是要对祆教从根本教义上进行改良驯化，使之重新返回故土，再次焕发生命力。
因为有着这样的意图，所以这位波斯归义王才被罕见的授予礼部侍郎这样的南省郎官官职，而非虚领的南衙将军。
除了入朝即得册授的波斯归义王之外，西域昭武诸国邦主也趁了这一股东风，各自加授归义云麾将军，并萨宝都督、视从四品。
从此以后，诸萨宝府不再杂设，仅仅只保留九大萨宝府，凡西域诸胡皆入萨宝府录籍。
诸萨宝府籍册五年一造，五年之内课役足贡给赐民籍、移归州县管辖，若无课役之贡即需纳钱续籍，州县审察诸胡无籍在录者，需发官奴婢一年给籍。
原本的萨宝府太过杂乱、弊病丛生，可以说是一大不稳定因素。入唐诸胡多是流窜之众，极难约束监管，这也是因为官府在处理胡民问题上法规始终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所以才滋生各种乱象。
编户齐民的制度未必适用于周边诸胡，但却适用于大唐这一片土地。
由萨宝府统一造籍未必能够完全编扩出所有入唐的胡人，毕竟这些胡人并无固定宅田资产、流窜于乡野城邑之间，但总算是有了一个正规的管理途径。
下层诸胡或没有什么生计财产可以承担赋税劳役，但却可以由官府组织奴役，奴使一年便可以获取到五年的府籍，起码是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可以在大唐谋生，不至于被那些豪强恶霸当作牲口一样搜捕贩卖。
至于那些居无定所的胡商们也很简单，每逢五年纳钱造籍，便不影响期内自由的行走各方。而若逃籍的话，情况则就很严重，动辄抄没资产、沦为奴役。
虽然这等同于再从胡人头顶上抽利一层，但起码是由朝廷出面搞掉了那些欺上虐下的胡人头领们，实际的处境中，这些入唐的胡人身上的负担甚至还会大大的减轻。
至于这一系列政令的实施会不会让周边诸胡畏入大唐，只要大唐国力一直强盛，是大陆上无可取代的商贸与生产中心，便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如果未来某时国运有所回落，那就更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国中尚还斗争闹乱，纵容诸胡入唐只会更加的滋生祸患。
之所以要赶在北征前夕进行这一系列的政令加强管理，一则是国内火候恰好、即便有人闹腾也难翻起什么风浪，二则是若北征顺利的话，大漠南北还会有大量的胡人入唐，届时便有法可循、能够更快的消化成果，否则阻力只会更大。